宋朝当年到底多繁荣，宋朝真的是繁荣的天堂吗

宋朝在历史上以经济繁荣，科技先进，文化发达著称，被歌颂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在人们的印象中，宋朝社会平安富庶，政治气氛宽松自由，统治者宽厚仁慈，一派繁花似锦的盛世景象，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然而有几个问题却无法回避，一个如此优秀的朝代，为什么会发生历史上最多的农民起义？为什么其疆域在历代大一统王朝中是最小的？为什么要向邻国称弟、称侄、称臣？为什么每年要花大量“岁币”朝贡外国买平安？为什么会酿成华夏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靖康之耻？

更重要的是，在发生了如此多的不堪事件后，这个朝代为什么仍然能以华美的形象垂诸清史呢？原因在于，这种美好存在于文人的笔下，而历史，正是由文人秉笔书写的。

对于文人和士大夫来说，宋朝确实是个钻石般璀璨的梦幻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文人的荣耀，也给后世文人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

宋朝文官的俸禄是历朝最丰厚的。宋朝官俸是以“贯”来计算的，1贯就是1两银子或者1000文钱，其中一文钱大致相当于现在的8毛，所以一贯钱就相当于800元。宋朝的高级的官员，每个月可以拿到的俸禄是四百贯钱，也就是相当于32万人民币，而这还不是全部，其他各种补贴甚至比俸禄还多， 比如餐饮补贴、燃料补贴、保姆补贴等等。像参知政事或枢密使一级的官员，月收入都是超百万人民币的，其生活之优裕可想而知。

由于不杀大臣是宋朝开国就立下的国策，所以官员的言行比其他朝代要自由得多，在乌台诗案中，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宋神宗虽然非常痛恨他，却仍让他逃得性命。

如果说大臣可以不因言丧命是一种进步，那么对那些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官员也予轻释，就是无底线的放纵了。

南宋嘉定戊寅年冬天，钦州知州林千之残害孩童一案事发。他为了治病，竟然听信道士之言，“以童男女肉强人筋骨”，为此他派人在钦州和邻近的横州大肆劫掠孩童。大量孩子失踪引起了百姓的恐慌，直到他派出的爪牙被横州官衙抓获，人们才知道林千之身为一方父母官，竟然是个吞噬儿童的恶魔。如此十恶不赦的暴行令当时还比较野蛮的广西土司官员都惊骇不已。然而林千之是朝廷命官，他们无法处理，就将案情上报，广西安抚司也感到棘手，就奏报了朝廷。

按理，林千之罪大恶极、天理不容，按律应处死，但朝廷却不愿意破坏不杀大臣的政治规矩，于是重罪轻判，只是将林千之追毁除籍，发配吉阳。林千之被流放后过了几年就遇大赦被释放了，直到南宋灭亡后，他都活得好好的。他在亡国之后每天舞文弄墨，自娱自乐，过得逍遥快活，据宋代笔记《鬼董》的记载，林千之“秩满归里，宋亡，以翰墨自娱。”这种对官员的宠溺和放纵，对百姓们来说是何等残忍，然而在宋朝，那些失去孩子的百姓是无处说理的，绝不会有官员来为他们讨回公道。

文武结合，相辅相成，是历来的治国之道，两者不可偏废，可是在宋朝，文武官员的地位严重扭曲，文官的地位至高无上，而武将则如文官的奴仆一般。庆历八年到皇祐五年，名将狄青任定州总管时，韩琦任定州知州兼安抚使。有一次，狄青的下属焦用因为犯错被韩琦抓了，狄青赶去求情，他站在台阶下不敢上前，只是恳请堂上的韩琦：“焦用作战勇猛，是个有军功的好男儿。”可是韩琦听后却讥笑道：“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名者才是好男儿！”然后当着狄青的面诛杀了焦用，狄青惊惧万分，浑身战栗，却不敢离开，直到有人提醒韩琦狄青还站在堂下，他这才让狄青回去。

王铚所著的《默记》是这样记载这件事的：“……青旧部焦用押兵过定州，青留用饮酒，而卒徒因诉请给不整，魏公命擒用，欲诛之。青闻而趋就客次救之。魏公不召，青出立于阶下，恳魏公曰：‘焦用有军功好儿。’魏公曰：‘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立青而面诛之。青甚战灼。久之，或曰：‘总管立久。’青乃敢退。”

狄青对此也很不忿，经常对人说：“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然而，在宋朝的大环境下，他毫无办法，如此贬抑武将，宋朝的军队又怎能抵御外辱？

宋朝为什么要如此重文抑武呢？因为赵宋的天下是篡周得来的，因而得国不正，而且欺负孤儿寡母的吃相尤其难看，所以特别害怕读书人书写春秋的那支笔。秦始皇因为得罪读书人，被谩骂千年的教训，赵氏当然清楚，所以他们对文人采取赎买政策，换取他们在清史上的称颂。赵匡胤以武人篡权上位，他自然深知武将拥有实权后，可能对政权形成的威胁，所以对武人的防范特别严密，并因此设置了“内外相制”、“强干弱枝”的兵制，竭力分散兵权，打压武将的地位。

宋朝远比唐朝弱小，可是官员数量却远多于唐朝，唐朝鼎盛的玄宗时期，官员有18000人左右，而宋仁宗时官员数量达到48337人，是唐玄宗时代的三倍有余。

宋朝官员不仅数量庞大，还要享受骇人听闻的高薪，开封府尹的年收入高达3.5万贯钱左右，另外冬春两季可分到13匹质量上好的丝绢，夏季可以分到1匹纱，秋季可以分到30匹丝绵。这个收入，与宋朝一个州的财政收入相当，真可谓是以万民之膏腴奉一人之身。

按史料记载的数据换算，唐太宗年间，一品官员的年收入约为170万元左右，而这只是宋朝相同品级官员一个月的俸禄。唐朝那些开创了万国来朝雄风的赳赳干臣们，要是知道后来那些见了番邦就下跪的猥琐同行竟然拿这么高的俸禄，不知会作何感想。

在供养这么臃肿的官僚文人集团的同时，宋朝每年还要用大量“岁币”去朝贡辽、金、西夏，以获得苟安，因此财政支出极大。可是数量庞大的文人阶层不事生产，不纳税赋，而且宋朝开国以来就鼓励士大夫“择便好田宅”，广置田产，又奉行“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土地兼并，结果这种财政压力最终都落在本已贫苦的百姓身上。朝廷则通过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滥发纸币（交子）来搜刮财富，地方官吏还要额外索求，中饱私囊，普通百姓的负担之沉重无以复加，他们哀叹“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当他们实在无以为生时，便频频起来造反，规模比较大的就有王小波，方腊，杨幺等起义，规模小的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就包括人们熟知的宋江起义。

方腊起义时，宋代文人方勺亲历了这一劫难。事后，他写下《青溪寇轨》一书，对这次事件做了详细记载，并分析了祸乱产生的原因。

据方勺的记叙，宋徽宗年间，北宋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朝政被蔡京童贯一伙人把持，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断蛊惑谄媚宋徽宗。童贯在苏州和杭州开办了造作局，专门为宋徽宗置办精美豪奢的御用物品。与蔡京、童贯并称“六贼”的朱勔为了刻意奉迎痴迷艺术的皇帝，在江南搜罗各种奇花异石进献，称为“花石纲”，宋徽宗在他们的诱惑下，变得越来越奢靡腐化，对民间索求无度。

为了运送“花石纲”，需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于是造办局的人就在运河上拦截运往各州道的粮饷，随意征用民间商船，押运的胥吏们如狼似虎，趁机勒索沿途州县，连那些撑船的船工也狐假虎威，横行霸道，人们都敢怒不敢言。

有些特别巨大的沉重石头无法在运河里运输，只能走海路，如果遇上风浪，则船沉人亡，许多夫役因此丧生。

宋徽宗钟爱的那些奇石，不是在深山沟壑里，就是在浩淼江湖中，采运异常艰难，但皇帝千方百计要搞到，而且限时限刻，一旦不能如愿，经办者就要受重罚。当时的百姓家中，要是被造作局的人发现有皇帝可能喜欢赏玩的假山石木，马上就派人上门，用一块黄帕盖上，指明这是御用物，任何人不得触动，却又不马上来取走，只是命令这户人家仔细看护，稍有不慎就要获罪。等到启运时，为了把这些花石搬出去，必然要拆墙扒屋，毁坏人家的宅院，以致江南百姓家中都不敢放置石木古玩，生怕招来灾祸。

为了运“花石纲”，朝廷征发大量百姓去服徭役，许多人死在途中。为了支付“花石纲”的巨大开支，官府对民众横征暴敛，百姓们被迫变卖田宅甚至是儿女应付捐税，直至倾家荡产，在这种残酷掠夺下，民间怨声载道，动乱便逐渐酝成了。

在方勺笔下，“天下监司牧守，无非时宰私人，所在贪墨，民不聊生。”一派百姓生活痛苦，官吏既贪且酷的黑暗景象。在朝廷的残暴压榨下，当时举旗造反的远不止方腊一家，《青溪寇轨》中就提到了宋江、仇道人、吕师囊、沉十四公、朱信、吴邦等多股响马。要不是实在活不下去，或者有了深仇大恨，谁愿意铤而走险啸聚山林？

宋朝给人留下了虽然软弱但也宽容温和的印象，可事实上，宋朝对文人确实是温软的，但对底层百姓的统治却很严酷，丝毫不见仁慈，镇压造反时，经常一杀就是几万人，还筑起京观恐吓百姓，场面血腥恐怖。宋军对外作战极其拉夸，可是镇压农民起义却极其凶猛。据《青溪寇轨》记述，方腊起兵时，事发非常突然，而且很快呈辽源之势。由于那时宋朝已经与金约好联合攻辽，军队都调到了北方。在接到方腊造反的警报后，却并没有措手不及，而是迅速挥兵南下，动作凶猛，几乎以摧枯拉朽之势，不到两年就扑灭了起义，官军最终杀人达百万之巨，方腊哪有这么多士卒，死者多数是无辜百姓。为什么宋朝在攘外和安内两种场景下的表现大相径庭？只能解释为，文人们认定，外敌只是要钱要土地，无关根本，而农民起义会要他们的命，所以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是宋朝的国策，谁敢反对这一国策，不要说是普通百姓，就是文人士大夫，也是可以杀的。

当金人兵临汴梁城下时，有一名太学生叫陈东，他投笔从戎，以身报国，组织大家请愿参战，很有感召力，得到了广泛支持，陈东也因此声名鹊起，烜赫一时。然而，这却让本是惊弓之鸟的宋高宗感到了不安，生怕威胁了他的统治。南渡后，迫于陈东的声望，赵构只得封了他一个官位，可陈东却连续三次上书，积极主战，请罢奸臣。这就大大地犯了赵构的忌，连大将岳飞都因此而死，遑论一介书生？结果被找了个借口杀害了。后世史家评论：“东未识纲，特以国故，至为之死。”

宋朝的刑法也极其残酷，像凌迟这种酷刑，虽然宋朝以前早已出现，但都属于法外之刑，或者存在于辽国这样的游牧政权刑法中，在中原的汉族王朝中，第一个将凌迟纳入刑法的，是宋朝，而且是在以仁慈著称的宋仁宗当政年间，如果说一开始这种酷刑还只是用于罪大恶极之徒，后来就被滥用了。据《通考·刑制考》：“凌迟之法，昭陵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熙丰间诏狱繁兴，口语狂悖者，皆遭此刑。”意思是，宋仁宗以前，凌迟之刑的使用还比较谨慎，但后来，连说话不小心，太过狂妄，也会遭凌迟。可见宋朝对百姓刑罚之残酷。

由于占人口少数的文人集团鲸吞了巨额社会财富，宋朝广大百姓的生活资源极其短缺，以至于为了争夺生存权而陷入严重内卷，甚至经常发生人相食的惨剧。南宋大臣洪迈所著的《夷坚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件可怕的事：“宣和初，有官人参选，将诣吏部陈状，而起时太早，道上行人尚希，省门未开，姑往茶邸少憩。

邸之中则浴堂也，厮役两三人，见其来失期，度其必村野官员乍游京华者。时方冬月，此客着褐裘，容体肥腯，遂设计图之。密掷皮条套其项，曳之入帘里，顿于地，气息垂绝，群恶夸指曰：“休论衣服，只这身肉，直几文钱。”以去晓尚遥，未即杀。

少定，客以皮缚稍缓顿苏，欲窜，恐致迷路，迟疑间，忽闻大尹传呼，乃急趋而出，连称杀人。群恶出不意，殊荒窘，然犹矫情自若，曰：“官人害心风耶！”俄而大尹至，诉于马前，立遣贼曹收执，且悉发浴室之板验视，得三尸，犹未冷，盖昨夕所戕者。于是尽捕一家置于法，其脍人之肉，皆恶少年买去云。”

这段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北宋徽宗宣和初年，外地有个官员来京城来参加晋职选拔，他按规矩去吏部递交材料。但那天他起的太早了，天没亮就出门，路上还没有什么行人，吏部也还没有开门办公，他就找了一个茶馆歇息等待。

这间茶馆里面还有个澡堂。澡堂子里只有两三个小厮，他们一看这官员对京城人的作息时间都不了解，料定他是一个乡野村官，第一次来京城，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当时正是寒冬腊月，他们看那官员，身穿昂贵的褐色皮裘， 体态肥胖，便心生歹意，准备加害于他。他们偷偷拿出皮条做的套子，突然从官员身后掷出，套在他脖子上，使劲勒住，一边勒一边把他往布帘子里拽。 他们把官员拖进里间，扔在地上，看样子已经气绝身亡了。这几个恶徒高兴地说：“先不说这裘皮大衣，就他这身肥肉，也能卖几个钱。”但此时距天亮还早，他们没马上宰割这个人。

过了一会儿，官员脖子上的皮套子有点松了，这官员也缓了过来。他琢磨着想跑，但又怕跑出去迷路。就在此时，他忽然听到大街上有大员出行的鸣锣开道声，显然是送这个大员上朝的仪仗队伍过来了。这官员忽然一下子窜出去了，一边冲到大街，一边大喊：“杀人了！杀人了！”那几个歹人猝不及防，一时非常慌张，但还强作镇静，跟出来说：“这个官员精神病发作了！”

很快那大员已经到了，官员跑到大员马前诉说了自己刚才的遭遇。大员马上命令捕快把这些贼人全部抓起来，并搜查澡堂，把地板全部撬开，发现里面还有三具尸体，身体还没僵硬，这都是昨天晚上杀的。于是把这一家子全都逮捕，绳之以法。

这些恶性案件，在宋朝并不是个案，史料中，还记载了其他同类惨案，《夷坚志》中就不止记载了上述一例。

在人们的印象中，宋朝的文明教化冠绝当时的世界，而且经济繁荣社会富裕。可是频发的反人类暴行揭示，宋朝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繁华背后，掩盖着另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黑暗世界，连天子脚下的京城首善之区都会发生这种惨绝人寰的案件，其他地区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也可想而知了。在这个号称富庶的朝代，百姓生活物质上竟然如此匮乏，以至于一件值钱的大衣，一个肥胖的身体就能让歹徒起意杀人，虽然这些都是恶人的暴行，可要不是穷疯了，谁会去干这种悖逆人伦的勾当。

对于文人来说，宋朝是从未有过的美好时代，称之为天堂也不为过，他们因而挥动如缘大笔极力讴歌，可是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百姓来说，则不啻是黑暗的地狱，对于中华文明来说，汉唐以来创造的骄傲和荣耀被这个朝代断送，此后几百年里每况愈下，不断沦落，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扭转了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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