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时期青铜器为什么叫金文？商代的文字为何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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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商代的金文

金文，又称铜器铭文，也叫钟鼎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文字。周以前把铜称为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到了周代成为书体的主流，因大量铸刻于钟鼎之上，后世也称其为“钟鼎文”。据考察，商代铜器上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其后继续演进，至商末，金文已与甲骨文一致。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续延至秦汉。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一千二百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三千七百二十二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二千四百二十个，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

商代青铜器的发现与类型

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商周青铜器的出土。^[19]《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五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后汉书·明帝纪》记载，东汉和帝永平六年“王雒山出宝鼎”。东汉时期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提到：“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这些铜器应当是商周时期的铜器。汉代人还以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作为死后陪葬的物品，如1964年10月在江西南昌老福山的西汉中期墓葬中就发现随葬有商代晚期的铜瓿；1953年11月湖南衡阳蒋家山东汉4号墓出土了商代晚期的铜爵和铜觯。在青铜器屡出的情况下，有些人开始释读和研究铜器铭文，《汉书·郊祀志下》记载：

是时，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勒而上议曰：“臣闻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莱，公刘发迹于豳，太王建国于岐梁，文武兴于丰镐。由此言之，则岐梁丰镐之间周旧居也，固宜有宗庙坛场祭祀之臧，今鼎出于歧东，中有刻书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旗鸾黼黻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窃以传记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臧之于宫庙也。昔宝鼎之出于汾脽也，河东太守以闻，诏曰：‘朕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蒙丰年，今谷歉未报，鼎焉为出哉？’博问耆老，抑旧藏欤？诚欲考得事实也。有司验脽上非旧臧处，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异于众鼎。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见于宗庙。”制曰：“京兆尹议是。”

此段文献所记载的是东汉时期的史事。从内容来看，东汉时期出土了周代的铜器，张敞还辨认出了其中的文字。然而，总体来说，从汉至唐之间，青铜器出土不多，其中有铭文的更少。

到了宋代，皇帝特别喜好古代青铜器。在其影响下，一些达官贵人和富有的知识分子也争相购买青铜器，或作为玩物加以欣赏，或作为古代的文字资料加以研究。由此还形成了盗墓之风。这个时期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不在少数。

商代青铜器较多出土的还是在二十世纪。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后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史语所在殷墟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前后十五次，发现青铜器一百七十多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牛鼎、鹿鼎等大型重器。1939年河南安阳当地农民在小营西地盗掘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则是中国青铜器中的瑰宝。

宋人赵明诚编著的《金石录》书影

1950年，对殷墟的发掘工作重新恢复。殷墟西区的主体墓地是1969—1977年发掘的，当时共清理出商墓九百三十九座，出土青铜器一百七十五件，带有铭文的铜器四十三种。由于这些墓葬是科学发掘品，有可靠的底层依据和明确的出土地点，这些对研究商代青铜器的分期断代十分有帮助。

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安阳地区墓地进行了诸多发掘，清理墓葬达二千多座，发现了许多有研究价值的铜器铭文。如1986年大司空村南地出土的寝印器组对研究商代的族氏名号十分有帮助；而亚鱼鼎铭文有二十一字，对研究商代的祭祀制度十分有裨益。

殷墟妇好墓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妇好墓是商王武丁妻子妇好的墓葬。它是目前唯一一座能与殷墟卜辞相印证，又能确定墓主人身份的...

1959年后冈圆祭祀坑中出土的戍嗣子鼎，有铭文三行三十字，是目前所见科学发掘的文字最多的商代铜器铭文。它是一篇研究晚商时期宗庙祭祀制度的重要材料。

殷墟郭家庄西部的160号墓出土青铜器二百九十一件，其中有铭文的礼、乐器共三十八件。这些铭文对商代金文的分期断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十世纪，殷墟以外也出土了很多商代的青铜器。

1979年在豫南地区淮河以南的罗山县蟒张乡天湖村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墓葬，经过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四十二座，其中二十二座为商墓。这些商墓共出土铜器二百十九件，其中八十三件为礼器，有铭文的有四十件。

簋

1997年发掘的长子墓是一座有南北两个墓道的中字型大墓。共出土青铜容器七十九件、乐器六件，其中有一部分是方形器。说明墓主人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在铜器的铭文中出现了“戈”、“子”、“子口”、“长子口”等多种铭文。根据相关的铭文材料，“长”可能是商代一个很重要的族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考古人员在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了两个窖藏坑，出土了一批殷商时期的青铜器。这批器物引发了学者对孤竹国的研究，并进而关注到商代北部的地理问题。

商代青铜器的类型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杂器。

食器包括鼎、簋、甗、鬲、豆、匕。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它有烹煮肉食、祭祀和燕享等多种用途。簋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粮等饭食的器具。甗是蒸饭器。鬲是炊粥器。豆是专备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的器皿，它也是一种礼器。匕是挹取食物的勺子。

甗

酒器包括爵、角、斝、尊、觥、方彝、卣、罍、瓿、壶、觚、觯、勺、盉。爵是饮酒器，同时也是一种礼器。角也是饮酒器，《礼记·礼器》：“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斝，是盛酒行祼礼之器，同时可以温酒。尊是高体的大型或中型容酒器。觥也为盛酒器。方彝也是盛酒器。卣是专门用以盛秬鬯的祭器。罍为大型容酒器。瓿是一种大腹容酒器。壶也是饮酒之杯。觚，饮酒器，《说文》：“觚，乡饮酒之爵也。”觯，饮酒之杯，《说文》：“觯，乡饮酒角也。”青铜器中的觯有两类，一类为扁体，一类为圆体。勺，《说文》：“枓也，所以挹取也。”实为取酒浆之器。盉，王国维说：“在受尊中之酒与玄酒而和之，而注之于爵。”

鬲

尊

水器包括盘、盂。盘是承水器，沃盥时，用匜浇水于手，以盘承接弃水。盂是大型盛饭器，兼可盛水盛冰，一般为侈口深腹圈足，有兽耳或附耳。

乐器包括铙、铃。铙是我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又称为钲或执钟，流行于商代晚期。铃是我国较早出现的青铜乐器；然而，它在商代很少，时代特征不是很明显。

兵器包括戈、钺、矛、刀。戈是商周时期较常见的一种兵器，古称勾兵，是用以钩杀的兵器，戈通常由戈头、柲、柲冒和柲末的鐏构成。钺，《尚书·顾命》郑玄注：“大斧也”，它是具有权杖一类性质的兵器。矛是用于冲刺的兵器，矛体分锋刃和骹两部分，锋分前锋和两翼；商代早期的矛较狭，晚期的矛多阔刃。刀是用于砍杀敌人的兵器，商代晚期的遗址中经常出现刀。

觥

斝

爵

戈

刀

皿天全方罍（léi），商代晚期铸造，属酒器中的盛酒器一类，因器口铭文为“皿天全作父己尊彝”而得名，被称为“方罍之王”。该器于1922年被发现，器盖于1956年由湖南省博物馆保存至今，器身流至国外。2014年6月14日回归中国长沙。

杂器包括方形器、罐、锛。方形器，有的人以为是“冰鉴”，是盛冰用以保存食物的；有人以为是“卢形器”，是用作炊煮或盛食物的器具。罐，《集韵》：“汲器。”锛是用以砍削木料，使木料表面平整的工具。

商代金文的分期与著录

大约在商代中期的时候，青铜器上开始出现文字。在开始的时候，这些铭文的字数很少，多为族氏名号或作器者的私名。商代后期，特别是盘庚至帝辛时期，开始出现较长的记事铭文。^[20]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殷墟青铜器大致可以分为四期。第一期的年代大约为盘庚迁殷至武丁早期。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上还没有出现铭文。第二期，为武丁晚期至祖甲时期。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已经普遍出现铭文，各类的考古遗迹中都发现了有铭青铜器。铭文比较成熟，有的还带有艺术性。此外，这个时期出土的少数玉石器与骨角器上出现了刻文，并有不多见的记事体朱书玉戈，可见这个时期文字已经被广泛应用了。第三期，廪辛至文丁时期。这个时期的实用礼器多铸有铭文。一般来说，铭文通常以两三字为多见，内容有族徽、私名、日名（以日子来称人名）和族徽、亚加族名和方国名等，明器一般没有铭文。第四期，帝乙帝辛时期。这个时期的铭文字数增多，内容相较以前更加丰富。在传世铜器中，属于帝乙、帝辛时期的有铭铜器约有四十多件，其中有些为记事性铭文，最长的达四十六字。综合而言，这个时期的铜器铭文在字数、记事、书法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这样的青铜器分期对认识商代的金文也是大有裨益的。

关于商代金文较重要的著录书有：

《奇觚室吉金文述》书影

（一）《奇觚室吉金文述》，共有二十卷，刘心源编纂，1902年石印。共收录商周青铜器五百七十五件，还收录了秦汉铜器、钱币、铜镜等。此书附有考释。

（二）《殷文存》，共三卷，罗振玉编纂，1917年石印。收录铜器七百五十五件，但很多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器。

（三）《愙斋集古录》，共二十六册，吴大澂编纂，1918年石印。收录商周金文一千零四十八件。此书印刷极佳，间有考释，是商周金文的重要著录书目。

《愙斋集古录》书影

（四）《吉金文录》，共四卷，吴闿生编纂，1933年刊行。共收录商周至秦汉铜器铭文四百十四件。此书附有释文和简短说明。

（五）《小校经阁金石拓本》，共十八卷，刘体智编纂，1935年石印。共收录商周秦汉金文六千四百五十六件。皆附有释文，但其中也有一些是伪器。

（六）《三代吉金文存》，共二十卷，罗振玉编纂，1937年影印。收录商周秦汉铜器四千八百三十一件，以商周器物为主。此书印刷精良，是研究商代金文的重要参考书。遗憾的是此书没有释文。

（七）《商周金文录遗》，共一册，于省吾编纂，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收录商周铜器铭文拓本六百十六件。此书收录的主要是《三代吉金文存》出版以后新发现的金文资料以及传世金文中没有被《三代》一书收录的。

（八）《商周金文集录》，徐中舒编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此书收录建国后至1980年年底国内刊布的铜器铭文九百七十三件。这些铭文是按照出土地域编排的，每件器物均配有释文和简单的资料来源说明。

（九）《金文总集》，共九册，严一萍编纂，台北艺文印书馆印行。共收录铭文七千二百二十八件。每篇铭文下注有著录简况、简要说明和器形图。

（十）《殷周金文集成》，共十八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中华书局1984—1994年出版。铭文收录到1988年，共收录铭文拓本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三件。每册之后有铭文字数、时代、著录、出土等情况的说明，是商代金文著录的集大成之作。

（十一）《商周青铜器铭文选》，这本书共有四卷，马承源主编，陈佩芬、潘建明、陈建敏、濮茅左编辑，文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它共收录商器二十一件，收器时间止于1979年。是目前所知最好的一部殷商金文选本。^[21]

《商周金文录遗》书影

《金文总集》书影

（十二）《商周金文》，王辉著，文物出版社2006年出版。共收录商器四件。是学习商代金文非常好的入门书籍。

（十三）《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陈梦家编著，科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陈梦家曾在美国教学，在此期间他考察了美国的博物馆、高校、收藏家等所藏的青铜器。这本书就是考察结果的记录。它共收录八百四十五件青铜器，分类编排，附有铭文、尺寸和器物的来历，是一本学术价值很高的书籍。

（十四）《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共十册，巴纳（Noel Barnard）、张光裕编著，台湾艺文印书馆1980年出版。它共收录商周青铜器一千八百十三件。这些器物是按照铭文字数由多至少编排的，每件器物附有尺寸和著录的情况，只是其间也夹杂了一些伪器。

《殷周金文集成》书影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书影

（十五）《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李学勤、艾兰（Sarah Allan）编著，文物出版社1995年出版。两位作者曾遍访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荷兰、瑞典、瑞士等国，他们将这些国家公私收藏的商周青铜器二百多件刊布于此书。这些器物大多属于精品，学术研究价值很高。

（十六）《金文编》，容庚编著。此书自1925年出版以来，屡次增订，其中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版本最为完备。此版有十四卷，按照《说文解字》的体例编排，收录已识字两千多个，另有附录二卷，收录族氏铭文和未识文字一千二百多个。这本书还引用了历代出土的彝铭三千九百多件。

《商周金文》书影

《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书影

（十七）《商周彝器通考》，二册，容庚著，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铅印。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通论十五章，下编各论四章。通论部分包括：一、起源，即青铜器制作的起源；二、发见，叙述自汉代以来各地的重要发现；三、类别，分为食器、酒器、水器、杂器及乐器五类；四、时代，主要记述各家考定青铜器时代的方法；五、铭文，自商、西周至春秋、战国青铜器铭文的演变；六、花纹，就作者所见花纹和其特征加以考释；七、铸法，主要说明商代青铜器的范铸；八、价值，记述一些古代器物的价值；九、去锈，记述给青铜器去锈的方法；十、拓墨，主要记述给青铜器制作拓本的技术；十一、仿造，叙述宋明两代仿造的青铜器；十二、辨伪，记录辨别伪造青铜器的方法；十三、销毁，记录青铜器在历代遭受的损失；十四、收藏，记录自宋至清代藏家对青铜器的收藏情况；十五、著录，评价自宋以来五十七种关于青铜器的重要著作。下编则依照分类详述各种器物。这本书第一次详细地把青铜器研究中的各类问题，组成具有科学系统的著作。

商亚其爵（上海博物馆藏）

（十八）《殷墟妇好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编著，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妇好墓规模不大，但墓室未被破坏，随葬器物极其丰富，组合完整。其中出土青铜器四百六十八件，还有精美的玉器。这批青铜器中礼器品类较全，有二百多件，形式多样，在殷墟发掘历史上尚属首次。妇好墓青铜器上有九组铭文。

《西清古鉴》书影

（十九）《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四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1979年出版。其中第一册记述了陕西全省各地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和岐山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共收录二百零七件器物。

（二十）《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一册，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编辑组编著，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本书收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白家庄、铭功路、安阳殷墟和辉县琉璃阁等商周墓葬和窖藏中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共收录三百七十七件器。每件器物均有简要的说明，记载了器物出土的时间、地点、花纹、铭文和造型特点。

（二十一）《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宋人薛尚功编纂，最早是宋绍兴十四年（1144）刻本。明代万历十六年（1588）有朱印本。其后，崇祯、嘉庆、光绪年间又多次印刷。此书收录夏代器物两件，商代器物二百零九件，周代器物二百五十三件，秦代器物五件，汉代器物四十二件，共五百十一件。此书只摹铭文，次列释文，并加以考证。宋代所出的有铭之器十之八九收录在此书中。

（二十二）《西清古鉴》，四十卷，清代梁诗正等人编纂。今传光绪十四年（1888）迈宋书馆铜板影印本。此书摹绘十分精良，但铭文有所缩小，也有失真之处，铭文见解可取之处有限。共收青铜器一千四百三十六件，镜九十三面，但伪器颇多。此书的出版与清代金石学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二十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卷，阮元编著，嘉庆九年（1804）刻本，光绪年几经翻印。阮元想以此书来续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此书收录商周青铜器四百四十六件，秦器五件，汉晋器物五百五十件。有详细的考释。书的前面还有《商周铜器说》和《商周兵器说》两篇论文。是晚清时期一部有影响力的青铜器著作。

商代金文的形式与一些典型的铭文

商代青铜器铭文的最常见形式有：

第一，铭文仅有所谓族氏铭文，即家族之名号，用以表明器物的归属。其中有的属于所谓复合氏名，在署家族名号的同时还署其家族所从属的更高级别家族的名号，从而显示一种宗族组织的谱系关系。此种族氏铭文还常常同亚字形相结合，在亚字形内部或其外部。对于亚字形的含义，现在的研究人员尚有不同见解。

第二，在氏族名号外，还同时刻有本家族死去先人的“日”名：把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接在亲称“祖”、“父”、“妣”、“母”等之后。这表明此种器物是该家族的贵族专为祭祀具有这一“日”名的先人之祭器。

第三，铭文仅有日名。

第四，铭文仅有作器者名。由于家族长的个人名号往往被用作家族名号，所以此种形式的铭文虽可能仅是作器者的个人名号，但个别的（如“子某”）也可能是一个家族的名号。

商代金文有着鲜明的特色，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表示人体、动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较浓的象形意味。这种字体并不是说此时的文字还处于原始阶段，而是一种美化的手段，是郑重的表示。（二）绝大多数笔画浑厚，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磔。（三）字体大小不统一，铭文的布局也不整齐，竖虽然基本上成列，但横却不成横。少数铭文笔道均匀、瘦劲，但这种风格在商金文中是少见的。

到了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一些长篇铭文。在此，我们介绍几篇典型的有铭青铜器，以此来窥见商代金文的大体状况。

小臣缶方鼎。是一件很重要的晚商青铜器。本为清宫旧藏，原在颐和园，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铭文为：

王易（赐）小臣缶湡责（積）五年，缶用乍（作）享大子乙家祀尊。

。父乙。（《集成》2653）

小臣缶方鼎及其铭文

铭文大意是：商王赏赐小臣缶湡地五年的积贮，小臣缶制作了用来祭祀太子乙的尊。

戍嗣鼎。于1959年在安阳后冈一处殷代圆葬坑中出土，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这是一件商末器物。其铭文为：

丙午，王商（赏）戍

（嗣）贝廿朋，才（在）阑宗。用乍（作）父癸宝（

）。唯王

阑大室，才（在）九月。犬鱼。（《集成》2708）

铭文中的戍是职官名；嗣是族名；戍嗣是来自嗣族的戍官，宗是指宗庙，

即鼎，犬鱼是族氏名号。铭文大意为：丙午日，商王在阑地的宗庙赏赐来自嗣族的戍官二十朋的贝；戍嗣给自己的父亲癸制作宝鼎；这年的九月，商王在阑地的大室举行

祭。戍嗣来自犬鱼族。这篇铭文是反映商代祭祀状况的重要史料。

小臣俞犀尊。清朝道光年间出土于山东省寿章县梁山，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它是一件商代后期的器物。其铭文载：

丁子（巳），王省夒

（庸），王易（赐）小臣俞夒贝。唯王来正（征）人（夷）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集成》5990）

戍嗣子鼎及其铭文

小臣俞犀尊及其铭文

上引铭文第一个“夒”后之字，专家们释读有争议。笔者曾论证指出其是庸字。^[22]整篇铭文大意为：丁巳日，商王视察了夒地之城；王赏赐给小臣俞夒地的贝；商王征伐夷方归来；在十五祀肜日。铭文反映了商王在十五年征伐夷方归来的路上视察了夒地的城，并赏赐了随同征战的小臣俞夒地的贝。

仆麻卣。出土地点和时间不详。由西安市文物商店收购。卣高三十五厘米；腹横截面呈椭圆，最大腹径偏下，为二十四厘米；圈足径十七厘米。左右跨梁，梁上饰夔纹，梁端有披角羊首。盖的中部有瓜棱形钮，高盖缘。其铭文为：

壬寅，州子曰：“仆麻，余赐帛、囊贝，蔑汝。”王休二朋。用作父辛尊。册。戈北单。（《近出》604）

这件器物过去一直被认为是西周器物，后经李学勤论证并指出其为商代晚期器物，^[23]所言甚是。铭文中的“州子”是州地之君。铭文的大意为：壬寅这天（仆麻来到州地），州子说：“仆麻，我赐给你帛、囊贝，勉励你。”（仆麻回到商王朝）商王又赐予二朋的金；仆麻用来作父辛的尊。这里的仆麻应是商王的使者；他领受商王命令出使到州地，州子赏赐给他物品；他回到商都，又受到商王的赏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