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玄是怎么死的？桓玄上演最强逆袭传说

人气：212 ℃/2024-03-10 06:50:12

桓温去世之后，桓氏一直在走下坡路。在桓温权力最鼎盛时，扬州、徐州、豫州、江州和荆州都在桓氏的控制之中。但当桓温去世之后，桓氏先是让出了徐州和扬州，后来又把豫州和江州也让了出去。

当桓玄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桓氏连荆州都丢了，因为当时的荆州刺史也不再由桓氏成员担任。

对于刚刚走上政治舞台的桓玄，史书是这样记录的：桓玄在江陵，荆州刺史殷仲堪十分敬畏他。桓氏几代驻守荆州，桓玄为人逞强专横，官吏百姓对他的畏惧程度甚至超过了荆州刺史殷仲堪。

玄在荆楚积年，优游无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惮之。——《晋书》·卷九十九·列传第六十九

单看这段记录，桓玄好像非常了不起。可实际上，桓玄内心深处肯定充满了深深的自卑和愧疚。因为他父亲桓温活着的时候，经常可以让谢安和王坦之这样的豪门士族战栗不已。桓玄作为桓温的儿子，同样袭爵南郡公，竟然落魄到了和荆州刺史一较长短的地步，他能不自卑、能不愧疚吗？

因为桓温的光环过于强大，以至于桓玄只能在桓温的光环下瑟瑟发抖。史书记载了桓玄说过的一句话：“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其内心的自卑和愧疚，可见一斑。

如果桓玄的上限止于此，那他顶多就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过客，以“桓温幼子”的身份出现。桓玄之所以能够在史书中拥有不逊于桓温的地位，完全是因为他后来又让桓氏重新恢复了桓温时代的辉煌，虽然这辉煌只维持短短的一瞬间。

荆州地区一直维持着三足鼎立的格局：殷仲堪、桓玄和杨铨期三人各有一股势力，谁也不能让另外两人真正臣服。可随着司马元显的介入，荆州地区三足鼎立的格局被打破。

桓氏称雄荆州足有五十多年。而且桓氏人丁兴旺，桓温几个兄弟的儿子和孙子加在一起，足有一百多人。再加上姻亲和故吏的关系，使得桓氏在荆州的影响力，足可以称得上根深蒂固、盘根错节。

殷仲堪之所以能与桓玄抗衡，主要因为他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荆州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儿当中央政府剥夺了殷仲堪的职务之后，他就失去了与桓氏抗衡的实力。杨铨期与殷仲堪是姻亲关系，曾经一荣俱荣，现在只能一损俱损了。

仲堪虑玄跋扈，遂与佺期结婚为援。——《晋书》·卷九十九·列传第六十九

在这种背景下，桓玄成为了荆州的霸主，并利用荆州的军政资源，把四周分散的力量逐个兼并。

但就算如此，桓玄也称不上多厉害。因为在东晋历史上，与他权力相当的人有很多。可桓玄与他的前辈（王敦、陶侃、庾氏兄弟、桓温等）相比，却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优势：东晋的士族政治，正处于即将瓦解的阶段。

此时的东晋豪门士族，在司马元显的压制下敢怒而不敢言。为了打倒司马元显的独裁统治，豪门士族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任何试图挑战中央政府的行为，都会获得豪门士族各种形式的默许甚至纵容。这是孙恩得以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也是桓玄得以迅速入主中央政府的主要原因。

孙恩是体制之外的力量，他虽然可以从豪门士族那里获得一定的默许或纵容，却很难获得真正的支持。

虽然桓玄上位的方式，与豪门士族的传统方式不太一样，但他是桓温的儿子，显然可以算是体制之内的力量。所以豪门士族不但会默许或纵容桓玄，更会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桓玄。

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在讲到豪门士族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用“三代论”来确定身份。

如果父亲是草根，儿子是高官或名士，那就算不上豪门士族，顶多算是土鳖成精。

比如陶侃，陶侃他爹是东吴将领，但很显然不是什么高官，而且早亡。史书说陶侃出身贫寒，陶母靠纺纱织麻维持生计，供养陶侃读书。陶侃后来虽然位高权重，但在豪门士族眼中，陶侃就是标准的土鳖成精。

如果爷爷是草根，但父亲是高官或名士，那就可以算是士族的一份子，但也谈不上多厉害。在豪门士族面前，也就比土鳖强一点。

比如桓温，他爹桓彝勉强算得上是高官或名士（桓彝的太常职位是追封），桓温绝对是官二代，但豪门士族说起桓温的时候，也经常是一脸不屑的样子。

如果爷爷就是高官或名士，父亲还是高官或名士，等到了孙子这一辈，就可以算作根正苗红的豪门士族了，因为这个家族已经做到了“三代显贵”，桓玄就属于这种情况。

但桓玄也有些特殊，因为他父亲桓温早死（桓温去世的时候，桓玄只有四岁），名声又不好，所以桓玄是在一个饱受打压的环境中成长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殷仲堪还是杨铨期，都把打压桓氏当做头等大事。

从这个角度来说，桓玄虽然算得上是标准的“贵三代”，但他并不具备传统豪门士族的上位机会，只能另辟蹊径，通过与殷仲堪和杨铨期等人争权夺利来扩张权势。

让我们把话题拉回来。在桓玄进攻中央政府的过程中，司马元显就像一个光杆司令，根本没能组织起任何像样的抵抗。而当桓玄进攻都城的时候，朝堂上非司马元显一系的人，都在用各种方式与桓玄合作。

很多人认为：桓玄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战胜司马元显，完全是因为刘牢之投降的缘故。

可实际上，在桓玄进攻司马元显的时候，刘牢之一直在观望。直到桓玄即将攻入都城时，刘牢之才决定投降桓玄。从这个角度来看：刘牢之的投降只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我们来大致梳理一下桓玄进攻司马元显的时间表：

二月初七，桓玄率军从江陵出发，一路无战事；

二月二十八，司马元显一系（司马尚之、司马休之兄弟）做出一些抵抗。但还没开战，军队中的重要成员——武都太守杨秋向桓玄投降，司马元显一系的军队不战自溃；

三月初一，刘牢之投降桓玄；

三月初三，桓玄兵不血刃地进入都城。

看到这场战争过程的时候，我总会想到东晋初年，王敦第一次叛乱时的场景：王敦带着军队晃晃悠悠地走了一个月，顺利地进入都城，一路上根本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

再看看桓玄的这次战争过程，与其说这是一场战争，不如说这是一次大规模武装演习。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激烈的战斗。

在王敦第一次叛乱的过程中，甘卓一直在王敦的背后指指点点。只要王敦在进军过程中遭受挫折，甘卓就有可能抄了王敦的后路。可甘卓最终没能等到这个机会，最终被暗杀。

在桓玄进攻司马元显的过程中，刘牢之其实一直在扮演甘卓的角色。如果桓玄在进军过程中遭受挫折，刘牢之就有可能落井下石。可刘牢之最终没能等到这个机会，最终只得投降桓玄。

如果刘牢之不投降桓玄，他还能怎么办呢？帮司马元显吗？别开玩笑了！

王敦第一次叛乱之所以会如此轻松，完全是因为晋元帝司马睿惹了众怒，所以大家巴不得有个人来教训一下司马睿。

再看看桓玄进攻司马元显的背景，和王敦进攻司马睿的背景能有多大区别呢？

王敦一路顺风，甘卓就不敢冒险，因为甘卓不愿意给司马睿陪葬。把甘卓换成刘牢之，难道刘牢之就愿意给司马元显陪葬吗？

从这个角度来看，桓玄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原因和王敦第一次叛乱成功大同小异，豪门士族都用一种“灾年盼望雨水”的眼神来看待他们。

一个人能否成功，能力与实力固然是必备素质，但最重要的永远都是时局。

桓玄如王敦一般，在豪门士族的默许、纵容甚至大力支持下迅速成功，又因豪门士族转换态度而迅速失败。

豪门士族之所以愿意这样支持桓玄，完全是因为他们憎恨司马元显。这个愣头青完全不懂规矩，只知道一味地攫取权力，弄得大家只能可怜巴巴地过苦日子。

如果桓玄能够收拾掉讨厌的司马元显，在我们大家的帮助下，重新构建一个以桓玄为执政官，豪门士族共同参政的新政府，岂不比司马元显的独裁政府要强得多？

抱着这种想法，豪门士族对桓玄格外纵容，几乎达到了“两个凡是”的地步：凡是桓玄做的总是正确，凡是桓玄说的总有道理！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威风凛凛、无所不能的桓玄：司马道子是前任执政官，司马元显是现任执政官，司马尚之是皇族重要成员，可桓玄杀这三人，就像杀鸡一样。

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显之恶，徙道子于安成郡，害元显于市。于是玄入居太傅府，害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击将军邃，太傅参军荀逊、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谯王尚之等，流尚之弟丹阳尹恢之、广晋伯允之、骠骑长史王诞、太傅主簿毛遁等于交广诸郡，寻追害恢之、允之于道。——《晋书》·卷九十九·列传第六十九

对于刘牢之这种寒门出身的军头，桓玄也看不惯，直接用一个太守的职务削掉了他的军权，并顺利将他赶出都城。刘牢之打算起兵反抗桓玄，却发现即使是在北府兵内部，都根本没人敢支持他，绝望中的刘牢之只能黯然自尽。

而敬宣先还京口拔其家，失期不到。牢之谓其为刘袭所杀，乃自缢而死。——《晋书》·卷八十四·列传第五十四

司马道子、司马元显、司马尚之、刘牢之……这些在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桓玄说杀就杀，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异议。

看看桓玄此时的威势，再对比一下当初桓温面对王谢之时的憋屈，谁敢说此时的桓玄不如桓温呢？

可桓玄随后的行为，却令豪门士族失望不已：桓玄自领丞相，桓伟出任荆州刺史，桓修出任徐、兖二州刺史、桓石生出任江州刺史、桓谦出任尚书左仆射……

以兄伟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从兄谦为左仆射、加中军将军、领选，脩为右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石生为前将军、江州刺史，长史为卞范之为建武将军、丹阳尹、王谧为中书令、领军将军。大赦，改元为大亨。玄让丞相，自署太尉、领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又加衮冕之服，绿綟绶，增班剑为六十人，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奏不名。 ——《晋书》·卷九十九·列传第六十九

桓玄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了什么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豪门士族傻眼了，赶走一个独裁的司马元显，迎来一个独裁的桓玄，这有啥区别呢？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虽然晋安帝司马德宗是个不辩寒暑的白痴，但他毕竟是皇帝。司马元显作为皇族，还是要给皇帝一些面子。

桓玄可不在乎这些，当他觉得自己已经在都城站稳脚跟的时候，立刻命自己的心腹卞范之写好禅让诏书，逼迫晋安帝司马德宗禅位！

这就是区别了，在豪门士族看来：桓玄比司马元显更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