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和李鸿章谁最富：李鸿章幕下的三大干将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被朝廷革去差事闲居京师贤良寺，这个时候他的内心感慨万千，说自己“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

李鸿章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走得是科举入仕的道路，与他的老师曾国藩比起来，李鸿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尤其在洋务和外交方面可以说是无师自通，与时俱进。

但不管是带兵还是洋务，手里头得有一批可用的人才。淮军是集政治、军事、外交于一体的利益集团。军事上我们都知道淮军涌现出了一大批能征惯战的悍将，如程学启、刘铭传、张树声、刘秉璋、周盛波、潘鼎新、吴毓兰、吴毓芬、吴长庆、丁汝昌、叶志超、卫汝贵、聂士成等。

而在洋务方面则有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周馥、盛宣怀、丁日昌、伍廷芳、唐绍仪等等。这其中，最受李鸿章信任且对洋务外交功劳最大的又是属周馥、盛宣怀和马建忠三人。这三个人无疑是李鸿章幕府中的三大主力干将。

周馥的名字很多人都听说过，但不一定有深入的了解。他的一生和李鸿章有始有终，既是主仆，又是朋友。周馥是安徽东至县人，早年参加科举多次未中。李鸿章创办淮军时，周馥投笔从戎，在淮军中做了一名文书。

周馥是淮军集团中资历最老的人物之一，也是李鸿章幕府中的元老。李鸿章升任江苏巡抚后，带领淮军攻打苏州、常州等地，周馥便是老李身边的第一秘书，就连巡抚大印也由周馥随身保管，可见老李对他的信任绝非一般。

随着李鸿章地位的不断提升，周馥也以军功被奏保为知县、知府，但一直留在李鸿章身边办事。同治九年后，李鸿章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周馥先后担任永定河道、天津兵备道、天津海关道等要职，是李鸿章在天津的主要办事人。

周馥有一个特点，他不计名利，对官位不是很看重，这一点很受李鸿章赏识。周馥是一个全能型的人才，筹饷、治河、开矿、办学、修铁路样样精通，李鸿章对他的评价很高，凡是交给他的事也是一万个放心。

最为关键的是，周馥对李鸿章是绝对的忠诚，甚至超越了主仆关系，颇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光绪年间，周馥因为母亲去世回家丁忧，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就极力拉拢周馥，许以要职。但周馥不为所动，誓死追随李鸿章。

《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李鸿章已是黄泉路近，病危时周馥一直守在李鸿章的身边，李鸿章断气只是仍是死不瞑目，最后还是周馥用手为他合上双眼的。

李鸿章死后，周馥曾短暂署理过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到了光绪三十二年时，调任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民国十年周馥病死。后世评价周馥时，认为他实际上是后期洋务运动的的操盘手，并在近代教育事业上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马建忠的资历不比周馥，他投靠李鸿章幕府的时间是在同治九年。马建忠兄弟三人都在李鸿章的幕府效力，被时人称为“马氏三杰”，老大叫马建勋，老二的名气最大叫马相伯（复旦大学首任校长）。

马建中出生在一个天主教世家，精通外语，加上他又熟悉西洋文化，因而被李鸿章赏识。光绪二年，马建忠获赐郎中头衔，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学习国际法，同时还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光绪六年，马建忠回国，重新在李鸿章的幕下办理洋务。

和李鸿章幕下的其他人不同，马建忠的才能主要体现在外交方面。他曾出使朝鲜、日本、法国等国，在外交方面作出过不小的贡献。后世对他的评价也很高，认为马建忠始终反对列强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并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民主思想，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庚子事变时，李鸿章被清廷任命为全权钦差大臣，与十一国公使展开谈判，每天全国各地的电文堆积如山，马建忠在李鸿章身边担任翻译，电文随来随译，每天要译七八千字，当时正值大暑，由于劳累过度，不幸中暑而亡。

盛宣怀

盛宣怀御史本不想多聊，因为他的名气比以上两位都要大。他是李鸿章在上海的一双“眼睛”，也是老李的钱袋子。盛宣怀是一个干练、天生的经商能手，聪明且狡黠，他帮李鸿章办轮船、办铁路、办电报、办海关、办各种实业。

李鸿章在实业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由盛宣怀和唐廷枢负责的，这两个人同样也是近代中国最富有的人，但相比而言，盛宣怀更受李鸿章器重，有能吏之誉，是老李的一只臂膀。如果看过《走向共和》，那么对李鸿章和盛宣怀的关系就很清楚了。

李鸿章的幕下大约有数百人，亲友中仅有他的大儿子李经方和女婿张佩纶进入他的幕府，而且老李的幕府中还有不少的洋幕僚。在李鸿章的指挥下，整个朝廷的内政外交，常常都在他的运作之下，甚至朝廷都得仰仗他的影响。说一千道一万，李鸿章之所以能办成这么多大事，皆因手下人才济济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