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马车有铃铛吗？商代的交通，各方国的马车

商代的马车，除见诸王邑内高级权贵的礼仪生活范围外，各地的族落方国显贵人物，一般也拥有马车，作为出行的交通工具。《商颂·烈祖》云：“约軧错衡，八鸾鸧鸧，以假以享”，描绘的是四方诸侯乘坐豪华的马车，到商王邑来献享。《礼》书中有称诸侯乘墨车、建龙旂，入天子之门助祭。《商颂·玄鸟》亦云：“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郑注：“高宗之孙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无所不胜，服乃有诸侯建龙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进入者。”孔疏：“举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时至也。”这些记载说明商王邑是当时政治、经济和交通中枢所在，时有各地的显贵人物，乘坐各式各样的马车出入往来。

商代各地族落方国显贵阶级的马车，在考古发掘中常有发现。

1979—1980年河南罗山蟒张发现商代息国墓地，在一座高级权贵墓内，出土一件铜车饰，形似伞盖，首部饰云雷纹、小圆涡和四足蝉纹，可能是车顶盖帽，十分少见。看来，这种车追求舒适性，属于出行交通工具，不像是战车。

1971—1972年安徽颍上赵集王拐村征集到一批这一带出土的晚商车辖、铜铃、弓形器等。

1978年河北灵寿县西木佛村发现一座商代“亚X”的贵族墓葬，在出土的24件随葬品中，有车辖、铜铃、铜泡等车马器。

安阳市博物馆藏的铃首轭饰

1991年河北定州北庄子发现的商代贵族墓，出有驾车用的铜策两柄。

1971年山西保德县林遮峪发现一座商墓，在随葬的30件铜器中，有车辖、舆栏饰、车铃、马铃等车马器19件。

山西灵石旌介村发现一处商代“X”族贵族墓地，在1985年发掘的一座一椁三棺一夫两妻合葬墓内，有殉人一具，仅随葬铜器就达40余件，内有车马器，还出土一根铜策，长28.1厘米，细管状，上有半圆形纽管，上端饰牛首，下端饰兽首，管表有细线纹。造型工艺与殷墟出土铜马策相比，更胜一筹。1988年又在附近10米处发现车马坑一个，惜被盗，车制结构情况不清。

50年代陕西武功游凤镇曾出土商代铜器一批，及车马器21件。

1975年陕西渭南县南堡村农民在平整村东坡地时，发现一座出有商代“莘邑”铜器的贵族墓葬，随葬铜器52件，玉器3件，骨蚌器40多件。其北10米处也有车马坑一个，惜被平掉。

1983年陕西清涧县李家崖一座商代土石结构城址，出土有车马器。

1986年陕西西安东郊老牛坡发现一处商代晚期墓地，清理大小墓葬45座，有车马坑和马坑各一个，车为一车两马，马坑中人马犬同穴，唯所属主墓尚未找到。

商代铜车马器

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古城，1986年在城内中轴线上发现2个祭祀坑，其中二号坑内除出有大批精美的铜、金、玉、象牙、骨、石器外，还出有车形器。

山东寿光县益都苏埠屯商代晚期贵族墓地，屡有“亚醜”族氏标识的铜器出土，还曾发现过铜辖、轭首、踵等车马器构件。1965—1966年又发现两座二墓道大墓和两座中型墓，另发现车马坑一个，出土一套比较完整的车马器。

1983年寿光县城北“益都侯城”亦出有商末车马器。

1957年山东长清县兴复河发现一座商代墓葬，出土青铜礼器16件，又有车马器同出。

山东媵州市前掌大村一处商代方国贵族墓地，自1981年以来经前后三次发掘，发现其平面布局以3座两墓道大墓呈南北中轴线排开，东西两侧各横排两座甲字型大墓，这些大墓周围又错落着一些中小型墓葬。在1987年第三次发掘中，发现车马坑一个，另又在M214的两墓道大墓棺椁上发现两套车轭及零星马骨，M215的甲字型大墓内也出有车器。

山东胶县西庵一处商周贵族墓地，曾出土过大型石磬和铜车马器等。1976年又发现车马坑一个，一车四马，年代似已属西周早期。

商代马车复原图、马车配饰及车马坑

以上16处商代车马坑或车马器构件发现地，计河南1处，安徽1处，河北2处，山西2处，陕西4处，四川1处，山东5处，以商代的东方和西北方为多见，分布地域基本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半湿润地区和部分半干旱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应是促成“陆地乘车”这种古代交通工具得以在本地区高层权贵中广泛使用的重要外因。

除此之外，1979年河南荥阳西史村晚商遗址曾出土一个残陶豆，柄部刻有一个陶文“车”字，同于甲骨文“车”字写法。帝乙时卜辞中又有记征伐苏皖交界处淮水流域的危方，缴获其“车二两”(《甲骨文合集》36481)。陕西周原出土甲骨文中有“车乘”、“卜曰：其衣车马，惟又习”。由此可见，马车在当时各地方国上层贵族集团间的流行程度较高，以及这种交通工具在上层社会生活和政治军事方面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滕州前掌大村商代方国贵族墓地，马车构件既见于有两墓道的中字型大墓，又见于紧挨其左右的有一墓道的甲字型大墓，可见在方国内部，拥有马车者不只限于方国君主，君主配偶和重要臣属一类的人物也拥有属于自己的马车，这一点大体与殷墟王邑内的情况相类似。

商代各地所见的马车，就其性质用途言，可分为乘车和战车两类，但大都均是一车二马，而不是一车单马的双辕车。

商代戎车结构图

河南罗山息国墓地出土的车顶铜盖帽，制作考究。可知当时为了遮阳避雨，有的马车上已设有车盖，盖帽形似花朵向下张开，大概是为了便于把盖帷的缯帛固定住。文献中称车盖为笠，亦称簦。段注《说文》云：“大而有把，手执以行，谓之簦；小而无把，首戴以行，谓之笠。是簦为笠，析言之固有别也，浑言之，则簦亦可谓笠。”可见，“簦”即是带把的伞。商代的车盖源出实际生活中的雨具，起初并不固定在车上，可以随时取下。《周礼》即有言王之车仪，陪乘的“道右”的一项职责就是“王下则以盖从”。

另据《左传·宣公四年》：“以贯笠毂”，杜注：“兵车无盖”，车上张盖，增加阻力，影响车速，又妨碍交战。由此推言，商代乘车与战车的形制功能已经分明，有车盖的乘车，应为日常出行代步用的乘车，战车则一定无车盖。

配伞盖的商代马车复原图

陕西老牛坡出土的双马挽引独辀车，无兵器同出，也为乘车。轨距2.25米，轴长3.15米，轮径1.4米，轮辐16根，与殷城出土车制无大异。其箱舆外形作横长方形，宽1.6、进深0.72米，是为中型车，大概只能容乘员2人。舆内周壁曾髹漆，留有成片漆皮，底部铺有皮韦编织物，印痕犹存。相比之下，殷墟郭家庄发现的一辆乘车，箱舆的栏杆、木板不仅髹漆，还画有红黑相间的彩绘图纹，前栏的木板又贴有红布装饰，车内缀有牙片饰物，铺有坐席，似乎显得更为豪华，标志着商代王邑与地方国族在车制上的某种等级或文化发展差异。

商代各地的族落方国，其统治阶级成员乘用车马已较为常见。《吕氏春秋·简选》称武王伐商，“虎贲三干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诗·大雅·大明》描述其事云：“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考古发现的周初马车有以四马鞔引，异于殷制。看来，某方掌握的制车工艺和驾车技术的高明程度，以及拥有车辆的数量，一方面直接为某方显贵统治阶层的权势所利用，另一方面也成为衡量其一时力量强弱的重要标尺，这一点一直延续至春秋时期。

摘编自：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9).

宋镇豪.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