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次离沪人员这么多？离沪38小时手记生活仍在失序

昨天，上海公布了疫情解封时间。有人庆祝，有人呐喊，“终于等来了这一天。”但在这以前，这个日期是一个未知数，不断击碎人们生活的日常与信心。逃离上海，成为无数人选择守住自我的方式，他们知晓，生活不止眼前的封闭，还有许多“非必要”的事物。

陈陈是一名应届大学生。5 月 11 日，是她经历封校的第 59 天。她下定决心离开上海，并向学校递交三次离沪申请与支付高额黄牛交通费后，在 20 日成功离开。返乡以后，她发觉新鲜的空气与自由并未如预期带给她持续的快乐，而是感到生活的失序与混沌仍在延续。

以下是陈陈的自述。

5 月 20 日 凌晨 5 点左右，我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在天刚刚亮的时刻，拎着一大一小两个箱子，穿过宿舍楼，穿过图书馆，穿过大草坪走向校门，提前结束了我和大学校园所有的告别。

“你想走还是不想走？”“想走。”

当辅导员问起我离沪的打算时，我只有这两个决绝的字眼来回应。连续两个月的封闭带来的压迫和窒息令我急需逃离。之后，我提交了三次离沪申请，并开启了长达一周的离沪准备过程。

在迈出校门的 38 个小时后，我躺在隔离点的床上，准备静下心来看一场电影。然后发现过去几天里我的紧张和焦虑，令我完全无法集中注意。我很困，眯了一会儿醒过来。看到那篇刷屏的、同样由大学生写下的文章《我是红烧公主，离沪后想烧光世界上所有的西葫芦》调动了我所有的情绪，“可是我们一直都在低声下气，我们像是放了一夜的西瓜，悄无声息地馊掉了。”

我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切换自己的状态，对于生活曾经膨胀旺盛的欲望也没能迅速恢复，我仍然时不时发现自己处在漫长的离沪后遗症里。

离开宿舍的前一晚，下了小雨。晚十一点，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在宿舍楼里拍毕业照。我洗完了澡，吹干了头发，化了两个月来第一次淡妆，穿上白衬衫和白色牛仔短裤，打上领带。这是我能为我的毕业照，所做的最有仪式感的打扮，而这一切，也只在短短的 40 分钟内完成了。 明亮的三楼洗衣房、光线柔和的开水房外楼道，成为深夜的我们拍摄毕业照的唯一校园外景，这是个下午临时起意的念头，临时到相机都没有什么电。但我们有说有笑，热热闹闹地凑齐了还在宿舍的同学。

我非常艰难地想起来，几个月前，我和朋友在聊怎么拍出不落俗套、独一无二的毕业照，大概率会用我们最喜欢的胶卷拍，我会染彩色的头发，有时路过校园我也会在心里悄悄选景。

但洗澡时，我心里却只渴望一场最最普通寻常的毕业典礼，和往届的所有学生一样，站在那块学校最大的草坪上，那几棵大树下，身着学士服，迎接着初夏有些强烈的阳光。在我周围，会环绕大学里与我有关的人儿，我们会互相拥抱，为彼此做最后的祝福。

潦草的毕业照 ©陈陈

洗完澡出来，我就蹲在地上哭了起来。感觉离别是那么近在咫尺，下一次见到那些一起熬过夜，做过小组作业，走在校园度过青春的人们，又是什么时候呢？

我只觉得遗憾，我所能拥有的，就是那么简易的线上答辩，是多么轻、多么轻的一场小雨，那么草率的毕业照。拍完照片的我，很不舍地和大家一一拥抱，然后离别的情绪一下子就涌上了我的鼻尖。

回到宿舍整理完所有东西的我，躺在室友的床上小憩，轻轻捶着我酸疼的腿。然后整理自己的千头万绪。因为约了 5 点半的车，今夜我是不准备睡了的。我无意义地刷着 B 站，轮番看多个社交媒体。我的思绪漫无目的地飘，间或想到迷雾重重的未来，想起早上看到的北大 40% 的毕业生落实率，有时又在脑海里复盘检查起自己的行李，时而又会被离别的情绪笼罩，觉得很失落，就会幻想一下解封后的旅行。但更多的还是，一种飘摇不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什么都看不进去。

凌晨一点半的时候，我突然害怕起自己约的司机会把我忘记，虽然我前一天才和他约好。我忍不住给那位司机发了消息提醒，“ 5:30 哦，不要忘记”。司机久久没回，我安慰自己他可能只是睡了，但心还是悬着。3 点 52 分的时候，司机回复我一句“！！！”和“ Hello ”的时候，我慌极了，生怕他忘记我是谁和我们的约定。

02 拂晓离开的道别

凌晨 4 点 50 分，我拖着我的一大一小两个箱子，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宿舍，走时我关上了灯，没有回头。

外面的天蒙蒙亮，是整块整块的纯净的蓝色，像湖泊一样，透着光。刚下楼我就后悔了，我发现我很难左右手同步这两个大小极端的箱子，但我也没有退路了。叫醒宿管阿姨，拿抗原后登记离开的我，独自看着前一夜下过雨后湿漉漉的街道，缓慢向着学校的门走去。

整个校园空荡荡的，极度的安静给我某种奇异又陌生的感觉。我像是某种武侠小说里的偷偷摸摸的盗贼，又或者是某个决心离开的不归人。但是后者更多，像是对所有熟睡学生的一种背叛。

窗外的天 ©陈陈

我独自一个人穿过往常熟悉的路，走了 100 米后我路过了第一个环卫工人，穿着蓝色的防护服，我和他四目相对。但我不敢说话，继续往前走了，路过图书馆的时候，我看到了第二个在打扫的环卫工人，也穿着一样的蓝色防护服。他停下来看我，我还是继续往前走，几步后，我突然回过头来，和他说了一句 “拜拜”。他也回了我几句。

我才意识到那句拜拜，其实也是说给这个空荡荡的校园的。我曾经也和所有的学生共有着对学校的一些不满，以及疫情初期的怨恨，但在那一刻，这些都烟消云散了。我感到一种巨大的释然。这里毕竟是我生活过的地方，承载着我的青春，我内心深处还是渴望一场真正郑重的告别。现在的我，只是一个提前离开的人。

路过图书馆，路过那片大草坪，那片往年学长学姐刷屏的毕业照拍摄点，我心里根本顾虑不上，我只是担心自己迟到。当我通过扫脸闸门的时候，门卫叔叔说了一句，“一路顺风啊。”

想起几天前，在收拾行李时，正好在门口看到熟悉的保洁阿姨，我想问她讨要几个大纸箱。她问我：“你这走了就不回来啦？”我应到，“应该吧。”

她边转身边用一口方言味的普通话说，“还是怪想你的，我们经常见面打招呼来着。”我突然也想起了那一句句，“吃饭了没？咋这么晚还没吃嘞”“垃圾你放在这里，我来分类就好”“又出去玩啊，今天真漂亮”。她和常常为我和朋友晚归开门的宿舍阿姨一样，成为了我大学生活日常里非常重要的存在。

我看到来接我的车，悬着的心放下了不过一秒，在意识到他是一个身份未知的年轻男子后，立刻恐惧与不安起来。我想给在德国的有 6 小时时差的朋友打电话，让他全程陪我一起坐车。可惜，电话没通。

我打起十二分的警惕看着路直到虹桥火车站。路程只有 14 公里，花了 500 元。一路上都没什么人，街道冷清。直到看到入站口的高架上，排着两列 100 米左右的长队，队伍里有一半左右的人穿着白色和蓝色的防护服，我的前面是一对情侣，看起来心情很不错，还用手机和相机给对方拍照。队伍鸦雀无声，没有人交谈。这个卡口检查 48 小时核酸与车票，给我检查的那位女士态度很淡漠，点了点头。

©陈陈 5:12的虹桥队伍

5 点 40 分左右，我顺利安检、进入候车大厅。自动售货机放着满满当当的商品，我买了一瓶矿泉水，4.5 元。我在 7A 检票口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这时候旅客还并不是很多，整个候车站都是补觉的人。我和周围的人间隔了一个座位，放下行李长舒一口气，接下来就是长达 6 个小时的等待。

我面前的长条候车座位上，睡满了人。最左边，一个年轻男子穿着防护服仰面而眠，他的旁边是一个全身黑着装的人伏在巨大的粉色行李箱上睡觉，我的正前方坐着一位穿着绿色衣服长马尾的女孩，她侧着头在黑色行李箱上睡着了，头发垂了下来。在她隔壁，一个年轻的男生斜倚着座位，眼睛也被口罩遮了起来。每个人的睡姿扭曲各异、千姿百态，但是脸上可以看出同样的疲劳，同样的倦怠。

我和朋友视频了一会儿，再抬起头的时候已经 9 点左右。摘掉耳机时，候车大厅充斥着吵闹的声音，座位快坐满了，有许多人选择席地而坐，分散在边缘，没有阻拦任何一条主要的行走路线。车站的广播开始播报车次通知。

©陈陈 返乡高铁的窗外

10:08 ，辅导员在年级大群下发了本科教学相关的通知，包括毕业生的安排与大学生返乡的事项。这之前，所有的问题都只有一个回答：等通知。宿舍群里的同学终于燃起看见希望的兴奋感，他们都等了太久了，也伴随着各地隔离费用高昂的失落。

10:40 左右，距离检票还有一小时，我陷入了极度的困倦期。长时间整理打包宿舍、通宵跋涉以及漫长的等待，让我几乎一闭上眼睛就可以睡过去。我面前的那四位睡觉的乘客，都还继续睡着。我身边坐着的两个返杭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位年轻男士，我请求他在一个小时后叫醒我。这个时候，我只能把自己拜托给一个陌生人。

果不其然，我立马就环抱着胸仰面睡着了，即便环境嘈杂，眼睛也忍不住闭上。所幸是当耳边响起“开往宁波方向的 G7511 次列车正在检票”的广播时，我正好因为脖子酸疼而迷迷糊糊地醒过来。

在上车前，我给我的朋友也发了消息，希望她能在 1 点半的时候给我发消息，如果没回就给我打电话，防止我坐过站。黄牛抢的是一等座，和我邻座的女生是从浦东到台州的大三学生。我同样也拜托了她在宁波站叫醒我。她同样是五点多出门来到虹桥火车站，上车前也困倦满满，在朋友的身边睡了一会儿。

车刚开，学校又新发了 22 号起离校学生的快递收发和接驳班车的新政策。我像是个再等一下就解放了却提前大费周章跑出来的蠢蛋，但我不后悔，一点也不。

虽然多花了一些积蓄，但金钱的意义不就在这里吗？为自己的生活提供一种控制感。我不可能永远等新政策，等别人的施舍与恩赐，当我需要依靠自己的时候，我想要我自己就可以做到。不然，我们努力赚钱又是为了什么呢？

当我和朋友说，哪怕让我在酒店隔离完就马上回上海我也愿意，至少酒店也是环境的改变。她说，我靠，你这就是憋疯了。是啊，我真的不能再忍受每天都是一样的生活，重复的日常本身也具有强大的暴力摧残作用。

©陈陈

高铁到站的那一刻，我满心欢喜，以为迎接我的是花花旧世界，将是那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的宁波东站。然而，当我环顾四周，其他铁轨上并没有任何车次与乘客。整个车站都非常冷清，冷清地给我情绪浇了一盆冷水。

我们排着队出站，并被领走去乘坐专车。我们走在被栏杆围起来的宽度约为 1m 的特殊通道，跟在一个叔叔后面。我盯着他防护服里透出的黑色工字背心。他边走边看着我的身份证，问起了我的家。

“你也是那里的吗？”

“我不是，我外婆是。”顿了几秒，“是我老婆的外婆。”

那时候，我真正感到自己回家了，有人知道你从那里来，那个小地方被指认了出来，连同你的身份。

当我和另外两个大学生乘坐转运的出租车开上高速的时候，我关上了一些此前摇下来的车窗。风变得越来越急促，那时我才真正感觉到自由离我很近。我仿佛拥有一种“在路上”的错觉，而拂过我脸庞的风，是一种具体的存在，是一种具体的现实，提醒我这是真实的世界。

我这才有了实感，开始放松下来。高速开了大概一个小时就到来我们家这个小地级市，下高速后5分钟里，窗外是一些种植园。

坐在我旁边的女孩对我说，“我们已经错过了吃菠萝的季节。”

我想起了我最爱吃的杨梅，“隔离完就可以吃到杨梅啦，杨梅季节太短暂了，一场梅雨就没了。”

在开来的路上，她已经从手机的返乡家长群里知道了我们具体的隔离点，那是一个本地最大企业的新基地。看起来很像一个偏远小区，楼附近也很空旷。在我们进入小区的时候，有一个矮矮的，看着像务工人员的中年男人背着他的行李想趁机溜出去，被一个保安一把拽住。

“让我出去”，他挣扎着说。

“没有审批下来的通知，你不能走”，保安义正言辞地说。

随后，车辆驶进了小区。我也不知道后文。

到了我们应该入住的楼时，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在确认我们的名单，两位男性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行李抬进室内。她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每一项信息，确认我们都知道了隔离时间，具体资费以及各项生活供应。

“你们都是上海来的大学生吧？抗原要不自测一下。”

我内心在想：这我不要太熟（假笑）。

“做过几次核酸啦？”

“不下 100 次了吧，70 多天，有时候一天做好几次。”一个女孩答道。

“现在好了，还是回到家乡的怀抱里来，不受苦了。”

我一下子想起了朋友给家里社区打电话得到的回应是：“别回来！不许回来！”那些被自己家乡拒绝的难过，我最近也听得不少。而这一切也不过就是一些运气。但那句流行的话绝对没错，“当你觉得生活是负重前行，一定是有人在骑着你。”

©陈陈 出了高铁的分流等候区

4 点左右，我终于带着一桶泡面，住进了 811。我的房间是一个一居室，有独卫和阳台，一个柜子，一张床，和许多已经备好的生活用品。我先把自己身上的衣服都换掉了，然后用开水壶烧了开水泡面。

不知怎么的，一走进房间，身心的疲惫和胃部的饥饿突然开始攻击我，眼皮也变得难以支撑，肩颈和脊背都异常酸疼，脑子晕沉沉的。但还有一些工作，我几乎是强迫自己打起精神一边吃泡面一边完成。

到了 6 点左右，我扒拉了两口晚饭，就爬上了床。和我爸打电话的时候，忍不住哭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忆过去 70 天的生活，有一种“终于逃出来了，可以安心睡了”的委屈感，心里酸酸的。

最后我难以支撑，连澡也没洗，直接睡着了。那时天还是黄昏，窗帘的缝隙里亮亮的，而当我下一次醒来，已经是 12 个小时以后。

熟悉的敲门声袭来，我条件反射地睁开眼，脑海里是在宿舍11点左右去做核酸的印象。当我的意识稍微清醒了几秒后，坐起身，才反应过来，我已经不再在那里了。

我弹跳着从床上起来，还是非常疲惫，打开门，做完鼻拭子之后，才稍微缓过来。我心里突然空落落的，不知所措，懵懵地呆坐在床上。我像是直接从上海的日子里剥离出来。

我点了从上海带回来的藏式线香，这是我让自己放松下来以及增加空间熟悉感的方式。

叮的一声送来了早餐，我急匆匆地打开，发现是宁波人熟悉的酸菜笋丝年糕汤，那是离开上海之后第一次欢喜雀跃。下一秒就是发现可怕的后遗症，一种难民般的心情。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午，当我看到新鲜饱满的两只红虾，一条酸菜小黄鱼，还有一个巨大的丑橘。终于不再是苹果，不再是冷冻丸子，不再是面巾塞肉，我几乎要落泪。

我给同样在隔离的朋友袜子发消息，“我今天竟然有一个巨大的丑橘，我好幸福，天呐，我竟然可以吃新鲜的虾和小黄鱼。”回过神来才觉得，我好像在说某种恩赐。

袜子说，生活失序太久了。是的，就是“失序”，而我此刻还在一种混沌里，重新适应不必忍受匮乏，可以进食的正常生活。

在隔离点的几天，窗外天很蓝很蓝，云层也很薄，是南方小城独有的那种闲逸。我常是躺在床上和同样在隔离的朋友聊天，计划自己的旅行。我想看雪山，想看纯净的湖泊，想走在望不到尽头的路上，吹自由的风。

虽然作为一个应届生，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似乎才是我的第一要务。但不知怎么的，电话里，我还是多次和家里说，“我觉得，我的身心健康最重要。”这似乎成为了我的某种坚固底线。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在加速，都在朝令夕改，都可能因为严苛的防疫政策而崩溃，我只想守住自己。

我想，疫情大概也教会了我一些事。比如，我的生活不能离开可乐，苹果至少可以存放两个星期，出现危险预兆时要“润”，犹豫就会败北。还比如，我永远不能过一成不变的生活，我的人生唯一拥有的东西只有今天。

我躺在床上，常常会没来由地陷入伤感。2022 似乎比 2020 届还要惨，我们的毕业，我们的未来，好像真的被时代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无法捧起，我对明天一无所知。我还会很想念自己的朋友，顺带想起，那已被完全摧毁的，我曾经对未来生活的全部构想，那些难以重建的梦想。

上海疫情为我带来的心理创伤，是很难磨灭的，但也并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伤害。我们一直不都在被伤害吗？无论是表达前的自我审查，政治抑郁，还是视频里一声声无力的痛哭，成为“罪人”与“弱势群体”也只不过是依靠运气才能避开的事。我们从来都不缺少伤口，在这个时代，谁又不是在挣扎求生、治愈自己呢？

朋友和我说，她认识的一个可爱女孩自杀了，她这几天不停地在质问“为什么啊”。那句“她那么好”令我心碎。但我们真的不知道嘛，我们从来都知道。是的，我们从来都知道。我们只是不愿意绝望，还想靠希望活，还是想靠对未来的美好愿景继续活下去。除了这些，我们的生命又能依存在什么之上呢？

©陈陈 家乡的夕阳

最后。

我早于绝大多数人离开了上海。当我在 5 月 27 日出隔离点坐在回家的车上时，还能刷到朋友圈里源源不断的愤怒与委屈。有的大学生控诉肮脏、蚊虫遍地的隔离点，有的为突然飙高的机票心疼，有的在调侃所支付的高昂隔离费用，“它明明可以直接抢，却送了我 14 天隔离”。

我观察到学生群体对于地方政府不满的表达，也大多依托在“我好惨看看我”的乞求情绪里，末了还会加一句“给家乡添麻烦了”。我觉得很心痛，似乎我们的“活着”也是某种“非必要”的负担。可是，我们从来都是阴性，我们只是想回家。我们没有错。

在离开隔离点的那天，我早早起床涂了口红，化了眉毛，换上了吊带和短裤。回家的路上穿过南方小城的中心城区，正值晚高峰。停停走走，路上很喧嚣，但夕阳很好，金色的光辉穿过楼宇间的缝隙，洒在我裸露的皮肤上。路边骑电动车的、抽烟的或者发呆的人群中，没有人戴口罩，每个人的皮肤都泛着油光，是热气腾腾的寻常人间样。红绿灯口，我爹和我聊着一周后本地杨梅的上市，我在想，究竟那遥远的 70 天是一场梦，还是此刻的我身处幻觉？

我即将结束居家隔离，却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快乐。换句话说，我好像不会快乐了，我感觉自己要烂掉了。我开始深刻地明白“创伤”，就是深深的伤口上结了一层浅浅的疤，是未历者口中咀嚼出的一段“不至于此吧”的岁月，是日常生活里某些时刻无关痛痒的一阵恍惚，也是对特定对象再难建立信任的一种“疏离”。

离沪返乡后的快乐是某个我主观上无限放大的泡泡，就像童年时的一颗糖。我透过那个泡泡看到被扭曲后的世界，靠着想象的甜来挨过苦难的日子，安慰和补偿自己，但其实，未必有那么好。就像家乡的常态化管理，出入公共场所还是需要 48 小时核酸，哪里是自由乡呢？

到家后持续下雨，夜里我总是失眠，想弄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总是觉得“等我们解封，或者等我上岸了就怎么怎么样"，好像生活会因为某个阶段的最终到来而变得称心如意，总有一天我们会过上理想的生活。现在所有的等待与苟且的日子，都只是那“真正的生活”的预备阶段，是熬一熬就会过去的。有天我终于从疫情的心态里逃了出来，这糟糕的、无序的、正在等待中的，正是我们的生活本身。我必须承认。

撰文 | 陈陈

编辑 | Sharon

排版 | 希希

设计 | S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