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怪现象：分析其鬼怪形象背后隐藏的人性
文/爱笑的蜡笔
来源/怀左同学
说起无常，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是背脊发凉，只因有他存在的地方便有死亡。浑身雪白，舌头直伸、带着铁链索命的他，更是频频出现于影视作品之中，譬如《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等。
“无常”本来是佛家语，指世界万物无不在变异毁灭之中，后来引申为死。在中国民间他是勾魂使者，在一个人将要死时，阎王就会派他来勾摄活人的魂魄。
鲁迅作品中的鬼魅形象，可谓是精彩纷呈。但他集中笔力专门写鬼的篇目，则屈指可数，除去在临终前两个月写下的《女吊》，便只剩《朝花夕拾》这一散文集中的《无常》。
鲁迅在《无常》中，追溯童时的记忆，分别叙述了书上的无常、庙里泥塑的无常、目连戏中的无常与迎神赛会时的无常。
但与我们对无常的刻板印象不同，鲁迅先生笔下的无常除了可怖，亦是可爱与可亲。先生全篇都在写无常，但却又不仅仅只是在写鬼怪。他最难能可贵的，便是借助无常这一窗口，来看藏其背后的人。
人们往往谈鬼色变，但鲁迅却刻画出了无常的丰富性。无常自然是恐怖的，但他在百姓心中却不是高高在上或是铁面无私的酷吏，反是可爱又可亲的熟人。他也会像人一样陷入情感与理智的冲突，在公正无私背后又极富人情味。
1.可怖、可爱且可亲
作为恐怖勾摄生魂的使者，无常无疑是可怖的。城隍庙或东岳庙的大殿后的阴司间，在才可辨色的昏暗中，无常的塑像伴着“吊死鬼、跌死鬼、虎伤鬼、科场鬼”等鬼怪。
但鲁迅小时因为胆小害怕没能看明白，只留下了“门口长而白的东西就是他”的模糊印象。
传说中阴司间安放无常的装置亦是恐怖：“门口是一块活板，人一进门，踏着活板的这一端，塑在那一端的他便扑过来，铁索正套在你脖子上。后来吓死了一个人，钉实了，所以在我幼小的时候，这就已不能动。”
看到这一段描写，我不禁有些脊背发凉，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在鬼屋的经历，掀开房帘后忽然跳出来的吊死鬼，惊得我汗毛战栗、一身冷汗。好在鲁迅小时那活板已不能动，不然指不定得吓出童年阴影。
但无常与普通的鬼怪又极为不同，他除了可怖，亦是可爱，这从他在“目连戏”的出场便可看出：
“雪白的一条莽汉，粉面朱唇，眉黑如漆，蹙着，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哭。但他一出台就须打一百零八个嚏，同时也放一百零八个屁，这才自述他的履历。”
“浑身雪白”自是可怖，但他的“粉面朱唇”又让人倍觉亲切。而他“打一百零八个嚏、放一百零八个屁”则极其活泼诙谐，不是高高在上、端着一副严肃面孔，而是像一个小丑般好笑又可爱。
这也难怪人们敢故意和无常开玩笑，迎神仪式中在他面前捧着饭菜，即使无常想吃，但就是不给他。因为他在人们心中，除了可怖与可爱，更是可亲的。
正如鲁迅在文中所说的，“人民之于鬼物，惟独与他最为稔熟，也最为亲密”。
无常的可亲还体现于他朴实无华的装扮：
“身上穿的是斩衰凶服，腰间束的是草绳，脚穿草鞋，项挂纸锭；手上是破芭蕉扇、铁索、算盘；肩膀是耸起的，头发却披下来；眉眼的外梢都向下，象一个‘八’字。”
束着草绳、穿着草鞋的他，项上挂着的是纸锭而不是银锭，手上拿的还是破了的芭蕉扇，简直是既破落又潦倒，因而他是被平民化、草根化了的鬼。
据鲁迅的考证，在印度的佛经里并没有无常这个形象。无常的出现可谓极具“中国特色”，是人们以自己为原型，再加以想象，将“人生无常”具象化后拟构出来的结果，这也难怪无常让人觉得如此熟悉又可亲。
这就像请不同国籍的人画出他们心目中的上帝，最后呈现出来都是人的样貌，只不过有着不同肤色和五官而已。希腊神话的诸神，同样是既有神性又充满人性的，皆因为出自于人之手。
2.公正无私，亦有人情
无常首先是公正的，他头上顶着的长方帽上写着的四个字，是“有时也见于包公殿的匾额上的”。因为包公是人们心中的“包青天”，这样穷苦老百姓在遭遇不公时，也能有处诉苦与伸冤。
在某种程度上无常就是包公的象征，他手里拿着的大算盘，会将人身前的所作所为加以审判，“无论贵贱，不管贫富，有冤的得伸，有罪的会罚，任凭你摆尽臭架子也无益。”
在目连戏中，无常更是恶人的天敌，因而无常往往出现于恶贯满盈的恶人收场之时。
但无常毕竟不是完完全全的鬼，他是“生人走阴，就是原是人，在梦中入冥去当差”，因而不是完全铁面无私，反而有些人情。
但也恰恰是因为这点人情，他成了一腔苦情无处可诉、蹙紧双眉的冤鬼。本要奉命拿堂房阿侄的性命，看阿嫂哭得悲伤，暂放他还阳片刻，却被阎王诬为“得钱买放”，反被捆打四十。
替人伸冤的无常，却反过来成为了被冤枉的苦命鬼。而造成这冤屈的诱因，恰恰是因为他的不忍和善良，因着他对普通老百姓的同情，因为他对亲情的关照。
这无疑是令人悲凉且愤恨，但惩罚却是无情的。在承受了这一切痛苦后，无常终于下定决心，今后得毫不留情。
人们则对他满怀理解，这是“受了阎罗老子的督责之故，不得已也”，“认为一切鬼众中，就是他有点人情”。
因此，情与理在无常身上产生了冲突。他之所以会面临这种矛盾，恰恰是因其心存善良、极富人情味。这也难怪“人们要寻真实的朋友，倒还是他妥当。”
“头上一顶长方帽，下大顶小，按比例一算，该有二尺来高罢；在正面，就是遗老遗少们所戴瓜皮小帽的缀一粒珠子或一块宝石的地方，直写着四个字道：‘一见有喜’。有一种本子上，却写的是‘你也来了’。”
钱理群认为，“这是普通老百姓之间最普通的对话：人总有一死，这是必然要有的一天，因此，见到了勾魂的无常，就平平淡淡地说一句：‘你也来了’。”
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鲁迅在文章自嘲道“至于他的帽上是何人所写，他自己还是阎罗王，我可没有研究出”，无论是无常自己，还是阎罗王，都是来自阴间的问候，因而这四个字绝非百姓所说。
但无常毕竟是百姓自己的创造，仍表达了他们对死亡的看法。“一见有喜”，与人们所说的“白喜事”形成了某种呼应。
我小时常常不解，为何丧事会被称为喜事呢？还需吹吹打打，热热闹闹，这岂不是人死后都不得安宁？最难以理解的是要大摆宴席，难不成还要庆祝死者的离世？
渐渐长大我才明白这背后的缘由。人们将死亡与喜事相联系，一则因为对阴间公正的向往。在阳间难以获得的公正，反而能在阴间获得。因此死亡不是结束，反而是在阳间所受苦难的解脱。
二则乃生之艰难，佛教说“苦海无涯”，生的艰难，便是在苦海中无力地挣扎，苟延残喘，却又只能拼命苟活。
正如鲁迅所言，“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
我不禁联想起余华的小说《活着》，主人公福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亲人一个个离去，留下者在情感上所受的煎熬，又何尝会少于死者所受的苦难呢？
至于大摆宴席，只因中国自古以宗法制维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百姓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与强调个性与独立的西方相比，中国更看重集体性和社会性。
所以，一个人的离开，除了生物意义上的停止呼吸，更重要的是其社会关系的断结，因而要借宴席告知亲朋好友、各族宗亲，甚至还有告庙等仪式来请求鬼神对死者加以接应。
因此，这一观念也就渐渐深入人心：丧事操办得越是热闹，就越是证明这一家的子女是多么有孝心、这个家族的实力有多么强大，这也解释了《红楼梦》中宁国府对秦可卿的丧事操办何以那般重视。
在有的版本中，无常头上长方帽上所写的四字并不是“一见有喜”，而是“你也来了”。这四字虽然简洁，却也同样耐人寻味，反映了百姓们对死亡的潇洒达观。
为了更好地考察这一细节，我们不妨将这四字换一种表达——“你要去了”，换字后仍然能表达无常与死者间的交谈。但这一来一去间，感情色彩与心态则截然不同。
“去”是被动的，“来”是主动的；“去”是无奈的，“来”则是从容的；若“去”是遗憾不舍的，“来”便是洒脱潇洒的。“来”字背后，绝无大悲与肃穆，而是看淡死亡的超然。
只因人们将死当作生命中必经的过程，这正如鲁迅在文中所言：
“可是在无意中，看得往这‘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的道路很明白：求婚，结婚，养孩子，死亡。”
既然死亡早已在意料之中，真正来临时又怎会张皇失措、面如土灰呢？既然早已做好准备，当离去的这一日终于降临时，便也能从容自如。
此外，你“也”来了中的“也”字，有着如同老朋友般的亲切与熟悉之感。就算去了阴间，人们也并不会孤单。因为无常已经接去了先行一步的亲人，人们甚至可能还留有与他们再次重逢的念想。
这种对待死亡的超脱，也能从人们对鬼怪的命名中看出来。与“活无常”相对的，是“死有分”。
原来，活着是一种无常，唯有死，才能各得其所。若是活着，便要经历各种磨难与不公；只有到了阴间，才能真正拥有公平与正义。
在去世前的一个月，鲁迅在他的杂文《女吊》里如此评价“无常”：“我以为绍兴有两种特色的鬼，一种是表现对于死的无可奈何，而且随随便便的‘无常’，我已经在《朝花夕拾》里得了绍介给全国读者的光荣了……”
正如周作人所言，“我们听人说鬼即等于听其谈心。”无常，反映的恰是百姓对死亡“随随便便”的洒脱与超然。
无常除了能反映百姓对生死的态度，还寄寓了百姓心中对于公正世界的憧憬。鲁迅正是借此表达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并通过幽默这一武器，对所谓的“正人君子”加以揶揄。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说：“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
对此，我深以为然。鬼神反映的是人民的夙愿。这正如弗洛伊德认为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人们对于鬼的叙述也是文学的某种变形，隐秘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白日梦”，能为他们的心灵提供某种安慰与补偿。
正因现实中充斥着的满是不平与苦难，人们才会从阴间寻找精神的寄托。在强权与金钱的暴力前，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寄希望于伸张正义的无常：
“难是弗放者个！
那怕你，铜墙铁壁！
那怕你，皇亲国戚！”
这里的“铜墙铁壁”暗指官府，“皇亲国戚”则直指是那些仗着权力为非作歹者，面对特权，无常道出了备受欺压的老百姓们共同的心声：不畏强权、蔑视权贵，但可悲的是，这种呼声只能是“白日梦”。
这里的“铜墙铁壁、皇亲国戚”本是帮助百姓安居乐业的政府机关与父母官，却成了社会不公背后的根源。百姓往往以“神”来代称政府，表达了他们既敬畏又愤恨的矛盾心理。
“凡是神，在中国仿佛都有些随意杀人的权柄似的”，神灵本是护佑百姓的“保护神”，到头来却反戈一击，成了随意杀人的刽子手。
这不禁让我很自然地联想起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中屠杀请愿民众的昏庸政府来，他们施加给有担当和正义感的青年学生的，除了目不忍视的惨相，还伴以耳不忍闻的流言。
既然现实黑暗无比，人们只能将希望寄托于阴间和类似无常的鬼怪。人们对于阴间的想象，便是其心中理想世界的投影。他们对阴间的神往，皆因相信“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
“在离我家不远的小屋子里的一个男人，便自称是‘走无常’，门外常常燃着香烛。但我看他脸上的鬼气反而多。莫非入冥做了鬼，倒会增加人气的么？”
原来，相互交织的鬼魂世界和现实世界，反是黑白颠倒。人间不公，充满鬼气，反而是地狱有人情。将理想寄寓于阴间，恰恰暗含了鲁迅对人间社会的批判与抨击。
在文中反复出现的，除了无常、鬼卒、鬼王等鬼物，对阴间充满向往的“下等人”，还有“正人君子”——文中多暗指以陈西滢为代表的“名士”。鲁迅对于他们，多持揶揄讽刺的态度。
文中共有三次写到这些“正人君子”们。第一次是借“下等人”嘲讽这些“名士”们的卖弄，看似妙语连篇，实则不知所云：
“这些‘下等人’，要他们发什么‘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那样热昏似的妙语，是办不到的。”
第二次则讽刺他们在报纸上洋洋洒洒，看似伸张正义，实则抱有某种目的，“主持公理”不过是他们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罢了：
“阎罗天子、牛首阿旁，还有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马面，都是并不兼差，真正主持公理的脚色，虽然他们并没有在报上发表过什么大文章。”
第三次提及，则是狠狠地幽默了一番：
“至于无常何以没有亲儿女，到今年可很容易解释了；鬼神能前知，他怕儿女一多，爱说闲话的就要旁敲侧击地锻成他拿卢布，所以不但研究，还早已实行了‘节育’了。”
作为一个鬼，无常有老婆及儿女本已荒谬；说他早早实行了节育，则更是令人捧腹大笑。喜剧效果背后，却又暗藏辛辣与锐利。
这暗指的便是1926年出现的“卢布之谣”：即一些反动派诬陷进步作家，说他们拿了苏联的卢布而批评当时政府。鲁迅借无常之口来还击无稽之谈，以戏谑之语巧妙地讽刺了陈西滢等造谣之人。
这里的反击不是借助“匕首与投枪”，而是借以幽默的武器，对污蔑者加以讽刺与戏谑，果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在《朝花夕拾·小引》中，鲁迅忆起儿时在故乡的蔬果，一改其“战斗者”形象，反而是充满温情：
“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录于《朝花夕拾》的《无常》亦是如此，是鲁迅于“芜杂”心绪中的精神还乡。借由回忆的滤镜，关于无常的童年记忆显得那般鲜活有趣，即使是长大成年，仍有令人不时回顾的魔力。
无常是可怖的，但更是可爱又可亲的；他公正无私，但亦有人情。对于无常的“人格化”，在一定程度上寄寓了鲁迅的理想人格。他想以鬼的人情味，来反观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无情。
无常作为老百姓们的创造，也曲折反映了“下等人”们对死亡的态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正是借鬼来表达在情感上与“下等人”的亲近，赞颂他们对于死亡的超脱与达观。
因此，在鲁迅作品中，鬼魂世界和现实世界常相互交织，甚至有时反是黑白颠倒。鲁迅正是通过鬼魂世界的公正，来反衬现世的黑暗；借率真的“无常”，对“正人君子”加以揶揄。
鲁迅虽然是谈鬼，但他关注与思考的中心，仍然是鬼背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