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峰摩崖石刻世界之最，独秀峰，廉泉石刻背后的故事

图①：廉泉石刻 尹文军 摄

图②：白志鹍像 （尹文军供图）

图③：叠彩山摶九亭，载《天文台》1936年第3期 （尹文军供图）

□尹文军

这块石刻我原来是不太在意的。王城打造清廉景区，它是主角，听讲解时什么年代却语焉不详。但白摶九这个名字却很独特，我在心里便留了个印象。近日在搜寻桂中校史资料，无意中发现著名政治家曾琦作于1934年夏的一首《抵桂林》，诗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诗后面的自注：“予于逊清光绪二十四年，随宦来桂，距今卅六年。光绪卅四年离桂，屈指亦阅二十六年。昔年业师如邓翼伯，同学如白摶九，皆已先后逝世，人事沧桑，曷胜感喟！”

自注里提到了同学白摶九，当是曾琦的桂中同学，因为曾琦自小是父亲启蒙，小学在宁明县就读，在桂林读书就只有桂林中学堂。虽然已夜深，但看到这我可就不困了，一位桂中校友，在独秀峰留下一块光荣的石刻，这么大个瓜，不把它催熟怎么行？

顺藤摸瓜

第一步自然是查资料。手头各种工具书都找了个遍，这位白兄芳踪杳无。于是网上搜寻，还真有文章提到这块“廉泉”石刻。如《广西桂林独秀峰廉泉碑刻初探》一文介绍“廉泉”的上款为“为白搏九光”，很认真地分析了这五个字的三种可能，可是，如果作者仔细一点，这五个字分明是“为白摶九先”，先字后面明显还有字但崩坏了；作者认为下款是“古闵陈尚元”，可能为容县人士，实则为“古闽陈向元”，显然是福建人，十个字错了仨，再怎么解读都拐不回来了。另一篇《卓然独秀：桂林独秀峰廉政文化遗存构成及其当代价值》明显就严谨一些：“独秀峰北麓有泉，崖壁有民国时期陈尚元题写的‘廉泉’二字，相传路过此的官员都会借清澈水面正一正衣冠，注意一下行止。‘廉泉’一名也就因此而来，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提倡的‘廉洁清明’的写照，真切地反映了独秀峰廉洁文化的源泉所在。”既然不知道白某人是谁，作者干脆就不提他。

从碑面文字来看，“廉泉”是为了纪念白摶九而刻的，然而白摶九究竟是谁？为何留下了这么一块光荣的石刻，却在桂林史书上籍籍无名？我的好奇心一下子就被撩拨起来了。

作为曾琦的同学，桂中的校友，白先生大概率是桂林人。桂林白姓众多，据我了解曾编有《桂林白氏族谱》一书，虽然不是公开出版物，但桂林图书馆有藏。对于在这本书里找到白摶九，我抱有很大期望，因为能在独秀峰上刻石纪念，一定不是个普通人物，只要他是桂林人，族谱里必然留名。

感谢桂图工作人员的支持，不需要我跑临桂新馆就帮我找到了这本书。不出所料，白摶九的大名赫然在目，而且还附有小传。附录于下：

白摶九，族名志鹍，1894-1933年，桂林人，社会活动家，擅长理财，在经济领域颇有建树。历任广西省督办署军法处长，梧州中关统税局长，两湖财政特派员，广西省财政整理处处长，香港广西银行经理，广西银行总管理处总理等职，为早年广西经济建设及李宗仁、白崇禧的军事活动筹集经费。当时广西土匪猖獗，白摶九多次冒险深入匪穴，规劝其投奔李、白，为后来广西治安得以好转作出了贡献。逝世时年仅39岁，白崇禧为其撰写墓志，李宗仁在其墓前立了一块高二米多、宽约一米的墓碑，并亲自题写“白摶九公之墓 李宗仁赠”。两碑在“文革”中被毁。

白摶九一生清廉，虽为广西财政要员，但逝后家无一物，当时广西省政府为表彰其廉洁，在桂林市凤北路今第四人民医院处建房屋一座，赠与其家属，以示抚慰。桂林独秀峰北麓有一口清泉常年不枯，石壁上有为白摶九镌刻的“廉泉”二字，泉旁建有纪念亭纪念他，今木亭已毁，“廉泉”二字仍存。另有其友人在象鼻山东侧水月洞旁石壁上为其镌刻“白摶九游钓处”六字。

现在的悬案，其实答案已经写在这本20年前的内部刊物里。然而这个大瓜并没有完全成熟，如：白摶九的履历事迹，他当时的社会评价如何，书写人陈向元又是何许人也？

白摶九其人

有了白志鹍这个线索，通过查阅资料和网上搜索，很多相关信息都浮出水面。特别是他在武汉任职财政委员会主任期间，写的文章、签署的文件有数十篇之多。根据这些信息，可以大致把白摶九的履历事迹勾勒出来。

白志鹍，别号摶九，大约是取鲲化为鸟，抟于九天的意思。桂林人，回族。父选甫，兄志英，弟志鹏。光绪三十四年(1908)14岁时考入桂林府中学堂，受教于邓荣辅(光绪二十九年进士），与曾琦同学。中学毕业后的学习经历没有明确记载，据廖竞天回忆，白志鹍是学刑名出身，以当时的办学情况，白志鹍中学毕业后，可能进入广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深造，法专是1914年广西高等学校停办后广西唯一的高等学府。

白志鹍大学毕业后，曾任桂林县政府的承审员。后因其族侄白崇禧的关系，投军新桂系，1923年广西讨贼军在梧州成立，黄绍竑任总指挥、白崇禧任参谋长，白志鹍任军法处处长，这时他干的是法律本行。1925年3月，白志鹍任设于柳州的柳(州)庆(远)财政处处长，从法律专业转成了财政，这个变化的原因不详，也许是他天生有算账的DNA，或者其表现的确比较廉洁，再加上白崇禧的信任，总之，从此跨界走上了财政这条金光大道。

1926年，白任梧州中关统税局长，并奉命调查梧州商埠局总办李衡宙舞弊一案。1927年11月，李宗仁率桂军北伐，于武汉整军，白志鹍受命主持湖北禁烟总局。武汉财政整理委员会成立后，李宗仁、程潜及湖北省政府各推一人，李推荐白志鹍任财政委员会主席。白志鹍同时兼任湖北省党部监察委员，掌握着武汉政府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岗位上，白志鹍可谓殚精竭虑，一方面要稳定湖北经济形势，一方面为北伐的桂军筹集军饷。他奔走于南京武汉协调各方关系，审查金融公债，加强税收管理，从财政方面为桂系军队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桂系最终击败盘踞直鲁的张宗昌，赶跑坐镇北京的张作霖，兵锋直抵山海关，二次北伐获得了最终胜利。

1929年蒋桂战争中，桂系战败，白志鹍离开武汉，经上海转往香港寓居。李、白卷土重来后，白志鹍亦从香港回桂追随。1930年桂系参加中原大战时，白志鹍的职务是镇南区财政整理处兼龙州禁烟局长，依旧干的是财政。

1931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6月，白志鹍被任命为广西省政府委员。7月广州国府下达讨蒋令，成立战地政务委员会，计划由这个委员会处理蒋占区的政务，白志鹍为常委。

1932年5月，广西银行第一届董事会成立，白志鹍等七人为董事。8月，白志鹍任广西银行香港分行经理。1933年3月，白接替黄钟岳，出任广西银行总经理。不料上任只几个月，白志鹍患肠结核症，病情发展日渐严重，转至香港手术，然而手术并没能保住性命，于10月11日辞世，年仅39岁。

白志鹍育有一子二女，女瑞娟、香萍，子崇慈，新中国成立后分别在美国、中国香港定居。

“廉泉”何解

桂林民国石刻众多，我印象中涉及历史人物品行评价的不过两件，一是叠彩山风洞的马相伯像赞，再就是独秀峰下的这块“廉泉”石刻。

这块高悬于独秀峰东北麓的“廉泉”石刻，毫无疑问是为纪念、褒扬白摶九先生之廉洁。作为长期经办财政的广西要员，死后家无一物，还要当局安排后事，人品殊为难得，我们可以从时人的评价而略窥一二。

陈光甫是民国时期著名银行家，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任总经理。他于1928年2月至5月在武汉处理汉口分行事宜，曾与白志鹍有多次工作接触。陈光甫在其日记中对白志鹍的评价是：“此人为学者，持身谨饬，在汉有廉洁之名。”对李宗仁的评价是：“一见即知为爽直之人，言词举动之间颇思为人民谋幸福，而毫无军阀态度，可称为革命之代表者。”正是由于对主财者和主政者的良好印象，陈光甫与桂系展开合作，陆续借出大笔款项，对北伐成功多有裨益。

据廖竞天回忆，白志鹍去世的消息传到白崇禧处，白崇禧叹道：“白志鹍太可惜了，一生努力奉公，不可多得，是我们的大损失。”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则为之题写了《挽白摶九先生》：“幽忧劳役辄相乘，揭厉多时不自矜。未有神丸起沉痼，可怜骨相累骞腾。牢盆术异唐刘晏，醇酒心如魏信陵。楚水吴山陈迹尽，平章济叔到今称。”对白志鹍的敬业谦逊给予高度评价，并以唐代理财家刘晏、战国四君子之魏无忌、西晋名士王湛等与之类比。

如果说外人的评价还有些溢美的话，我们不妨听听白志鹍本人对廉洁的态度。1928年7月10日的《申报》发表白志鹍署名文章《我之理财观》，其中一段是这样的：“吾党以造成廉洁政府昭示国人，而与此义相反之最显著者，莫若理财之人，闲尝得之闻听，征诸事实。有号称洁身自好之士，以之为县宰法官，听讼折狱，不求贿赂。倘有以是相干者，彼必正颜厉色而拒之曰：‘此乃贪污行为，岂为作奸犯科，有玷名誉，抑虑因果报应，遗害子孙，良心俱在，安忍为之？’一旦转身财政界中，则除按照考成获比额以后，囊私中饱，恬不知耻，且将自信此乃长官调剂僚属机会，照例为之，无损道德，恶习积重难返，前途曷胜悲观？是宜各具革命决心，共抱牺牲精神，庶几心理于以建设，风气为之转移，而廉洁政府之名成，人民之愿望副矣。”

在这段话里，白志鹍以亲身经历和体会，比较了司法与财政这两处贪腐高发区的区别，在司法界能洁身自好、不求贿赂的人，到了财政界则为潜规则所包围，往往将中饱私囊视为理所应当，认为无损道德。可见白志鹍本人对财政界的恶习是有清醒认识的，并以此为戒，难能可贵。

除了独秀峰的“廉泉”石刻，象鼻山水月洞旁的崖壁上亦镌有“白摶九游钓处”，叠彩山四望山上曾修筑一亭，名曰“摶九亭”。这三处纪念设施所在之山堪称桂林名山之最，今天秀峰、象山、叠彩区的命名便出于此三山，这样高规格的褒扬纪念，在桂林民国史上是仅见的。

巧合的是，这三处纪念设施的承建者都是陈向元，这又是一个神秘人物。

陈向元之谜

这位陈向元是中华民国史上一奇人，他的历史信息要比白志鹍更难检索，因为其姓名职业变化太多，与广西的关系又时有时无，很难确定他的************。事实上，网上能搜索到的他的相关资料，包括民国时期的，因为各种原因有相当的谬误，我根据这些资料进行了比对归纳，大致还原了陈向元的生平真相。

陈向元（1893-1974），本名陈增荣，字若定，福建闽侯县人。福建陆军小学升南京陆军中学，转入北京清河陆军预备学校，定居北京。1914年初入保定军官学校二期炮科，与廖磊同学，与三期白崇禧同校。毕业后跟保定军校校长王汝贤赴湖南镇压护法运动，并随驻湘西。1919年9月王汝贤辞去军职，陈向元也离开军队，在北洋政府任文职。1920年任财政部编纂，创办远东通讯社，被推举为全国报界第一次常会干事。1922年任政治善后讨论会秘书，1923年回到财政部，1925年秋撰写十万余字的《中国关税史》。1925年冬吴佩孚组十四省讨贼联军，陈向元复从田维勤军。1926年初兰登之役，靳云鹗、田维勤以少胜多，击败岳维峻十万大军。陈向元自述“适与决谋定策之列，事后论功行赏未及余”，却被后人称其“率一万八千之众，用‘左回旋’大军作战法，击破敌军数十万”，谬之千里。随擢河北泰宁镇守使，在任虽仅三月，却留下了完美人设。泰宁为清西陵所以地，当时群阀争盗，陈到任后力行保护，追缴祭器，并有“不加征地方一税，不妄动官吏一人，不私携公物一丝，不苟取民财一介，不妄伐山陵一树，不浪费国库一文”语，去职时百姓筑台相送，人送绰号“六不将军”。1927年与吴佩孚组河南兴业银行。1928年北洋政府倒台，陈向元寓居天津，蒙清宗室溥伒绘赠《泰宁去思图》，与章太炎、章士钊、郑孝胥、陈宝琛等一众名人互相唱和。陈向元军人出身，但诗文、书法俱佳，成为一时文化名人。

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投靠伪满洲国，陈向元拒绝其数次招徕，表现出可贵的民族气节。随着桂系对外扩大政治舞台影响力，对内实行三寓三自政策，尤需金融机构助力，陈向元与桂系越走越近。1932年夏，陈向元与杨绰庵同游广西，由于他与白崇禧有校友之谊，又有财政金融税收履历，白崇禧“推重备至”，委其筹备广西银行香港分行，并任广西银行总顾问，曾与广西银行香港分行行长白志鹍同事半年。

1936年日本得寸进尺，欺华日甚。陈向元目睹时艰，创办《天文台》三日刊，以陈孝威为笔名，鼓吹抗战必胜，坚定国人信心。由于陈孝威熟读兵法，历经战阵，又了解古今历史、中外情势，兼有桂系等提供战局信息，他运用文字著作长篇的能力得以“发挥透辟”，尤其善于抽丝剥茧解析战局，预测走向。他准确预言德苏开战、日军南下太平洋、苏联对日宣战等，并建议促成了美国“租借法案”，中国因此获得大量物资援助，陈因此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日军占领香港后，诱其出任伪职，陈孝威化装出逃，避难于桂林，又辗转到重庆复刊《天文台》。抗战胜利后，陈孝威获国府颁发“胜利勋章”，行政院奖状有“荣获盟邦赞誉，颇著绩效，佩慰殊深”之语。

陈向元的一生相当传奇，将军、报人、银行家、金融学者、诗人、书法家、社会活动家、军事理论家等，各种身份“循环播放，无缝接连”。他早期从军，曾随北洋政府反护法、反北伐，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却有相当高光的表现，以笔为枪，火力强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瓜熟蒂落

还有一些未解之谜如白氏故里何在，归宿何处，我做了些调查但无果。不过“廉泉”石刻及其背后的故事已经大致清晰，这个瓜有了九分熟，于是就偷懒结题了。

偷懒是因为大海捞针必须投入相当的时间精力，有时很羡慕人家的能写，苦恼自己的“难产”。不过欣慰的是，又解开一个历史谜团，而且为桂林中学找回了一名优质校友。真善美，勤勇廉，桂中都能找到杰出的代表，这些在历史和今天都堪称楷模的人物，是桂中的光荣，也是桂林的光荣。

高悬于独秀峰岩壁上的这块石刻，也许没有包公祠的廉泉那般著名，却一样闪烁着人格的光芒。它告诉后人，就算浊水环绕，总会有一股清流涤荡灵魂，哪怕至暗时刻，也能见一盏烛光指引方向。白志鹍虽名声不著，官位不显，但其能在民国时期的司法、财政两界保持两袖清风，可称“广西模范省”的先进典型，乃至当局刻石筑亭予以纪念，同样足为今天的我们学习和景仰。

来源:桂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