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文明的起源和历史：玛雅文明的起源发展辉煌玛雅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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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海因里希·贝尔林注意到一些字符（图3.17），这些字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有着一套连续的前缀和变化多端的主体字符，这些字符在玛雅古典期的文本中成对出现，具有一定规律。

在几个主要的地点都发现了这种符号，并且其中的主体字符都是其发现地特有的。根据分析，贝尔林得出结论，这些字符以某种方式命名了不同的地点。他将这些字符称为标志字符（Emblem Glyphs）。其他学者随后也一个接一个地在不同的地点发现了这些字符。贝尔林不清楚标志字符是地点名称还是家族或者王朝的名称，但他更倾向于后者。

一些地方的标志字符也会出现在其他地方，但被认为是表明这两个地方存在联系的证据。在一些地点发现的字符和常见的图案有明显的不同。辨读标志字符让人第一次相信，玛雅碑文记载了一些当地普通人的世俗之事。这一发现推翻了之前公认正确的假设——玛雅铭文只记载重大的、深奥难懂的主题。

这一发现很快得到了证实，并且实现了另一关键性的突破。玛雅艺术的一位专家普罗斯科里雅科夫研究了皮埃德拉斯·内格拉斯的碑文，她于20世纪30年代首次在这里工作。她的分析揭开了标有日期纪念碑的一种模式，因为从这些纪念碑中，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一段历史信息。在皮埃德拉斯·内格拉斯，有几个刻着象形文字的石柱，石柱上还刻有人物场景，其中有个场景是一个人坐在壁龛中。

普罗斯科里雅科夫注意到这种类型的每一块纪念碑都是在一个指定的位置建造的第一块纪念碑，刻有其他图案的纪念碑每五盾（360天计年法）建造一块，之后，再在另一地点建造其他的纪念碑。每一组纪念碑中记载的日期不只包括长纪历的日期，也包含两个更早的日期。其中一个，她称为“就职日期”，通常记载在第一块纪念碑之上，并带有一套T684主要字符（汤普森称作“牙疼”，因为它描绘了一只******下巴上包裹了一块系在头部的布）。

另一个，她称为“初始日期”，指的是就职日期前三十一年到前十二年之间的任何时间，通常和T740“颠倒的青蛙”主体字符联系在一起。两个日期在后来的文本中都有提及，普罗斯科里雅科夫将其称为“纪念日”。我们现在将这些作为就职语义（T684）和出生语义（T740），普罗斯。毫无疑问，历史上有许多事件都是这样记录的，但是最常见的是一些人的出生，这些人在成长过程中获得了良好声誉和政治权利。

但是，如果“颠倒的青蛙”日期就是出生日期，那么只有一段有限的时光是被庆祝的，这段时间就是这个人的一生，并且有效驳斥我最原始的观点，即“牙疼”字符是“尼切”石碑上表示活人献祭的字符。更有可能的是，这些纪念碑描绘的是历任继位的新统治者，正如玛雅书本中记载“坐在主殿上”一样。

在这寥寥数语中，普罗斯科里雅科夫所做的并不仅仅是提出这两个象形文字的含义，玛雅文字的研究原本是从一系列纪念碑日期入手，她将研究对象转变为玛雅国王和王后的生活史。普罗斯科里雅科夫发现任何一组纪念碑上发现的日期跨度没有超过六十年，这是正常人类的一生1901年查尔斯·鲍迪奇（Charles Bowditch）得出的结论，但是莫利1914年没有沿用这一结论］。

基于普罗斯科里雅科夫卓越的洞察力，她得出了一系列逻辑性的结论，她提出，每一组碑文都记录了皮埃德拉斯·内格拉斯统治者的一生：最初的日期记载了他的出生；就职日期记载了权力的更迭；他统治期间，纪念日期在后世为人庆祝；位于纪念碑首位的以男性角色为主，描绘的是统治者；女性角色描绘的是统治者的妻子，或者有两个女性角色时，其中一个是妻子，另一个是女儿；位于这些出生字符和就职字符之后的是他们的名字和头衔。

女性名字前有一个字符前缀，看上去像女性的脸，有着头发的轮廓。事实上，还有一些字符表示优秀女性的头衔。现在，很难想象普罗斯科里雅科夫的工作为玛雅学者带来的惊喜。之前，纪念碑中的主要男性角色被认为是众神的形象，女性角色被认为是身穿祭司服装的男性。

距离编号给出的日期被认为是对365日纪年和太阳年之间不同部分的矫正。如今，雕刻文本和雕像被视作国王的历史记录，甚至有人认为，和纪念碑相关的建筑，是由统治者修建，或为统治者而修建的（比如坟墓）。从其他遗址中出土的类似文本证实了普罗斯科里雅科夫这一结论。

1960年，她将自己首次发现的成果写成书出版后，开始对一套亚斯奇兰碑文进行详细研究，她辨认出死亡、俘虏、猎人这几个字符这些字符展现了她的解读和这些地点之间的联系。汤普森认可了她的结论，二人很快成为解读这段历史的主要推动力。

虽然普罗斯科里雅科夫的解读没有涉及玛雅文字的确切发音，但是，她能够在不用语音拼出玛雅文字的前提下，解读文字的意义。区分语义解读和语音解读尤其重要，如果无法区分，一套严格的表意系统会让玛雅文字的阅读变得困难。很明显，一套音节的发现或者文字字母的语音解密都将在语义解读中起大作用。然而，在1972年，正如解读文字的第一套“法则”一样，汤普森自信地表明：“不论是局部还是整体，玛雅文字不是音节，也不是字母。

早期的一些学生，对兰达提出的字母感到困惑，认为他们已经在玛雅字符中发现一套字母和音节系统。但是这些想法很快就不攻自破，随着阅读玛雅字符潮流的兴起，这种想法在最近几年逐渐得到认可。”除了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Whorf）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给出的简单倡议，语音突破的最后一次尝试随着塞勒斯·托马斯在20世纪早期的失败而告终。

目前，我们了解到托马斯偶然发现了几个近乎正确的解读，但他错误地将它们归纳为一个字母文字体系，加上他错误的字符辨认和证明标准，他的研究也转向了错误方向。沃尔夫是美国一位备受敬仰的语言学家，曾写过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声称要用语音阅读整部古抄本，但是他的工作却遭到铺天盖地的批判，这些批判大部分都言之有理。但是，他在文章中表明，玛雅文字记录了玛雅语言这一假设是破译玛雅语言的关键。

这一猜想直接影响到汤普森所称的“刺耳的要求”，这一“要求”由尤里·诺罗佐夫提出，他是苏联语言学家，曾在20世纪50年代展开另一玛雅语言的研究变革。这一次变革的效果不够显著，部分原因在于诺罗佐夫的论断不如普罗斯科里雅科夫严谨。诺罗佐夫试图论证“CV”（辅音-元音）音节中，一套表音文字体系的音节如何在“CVC”（辅音-元音-复音）的结构中书写玛雅语言。如果没有任何字符表示单个辅音，那么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结尾辅音是如何书写的。

诺罗佐夫提出，最终的辅音运用第二个“CV”字符的书写模式，根据他称作“融合”（synharmony）的规则，这一模式将元音放在第一位。因此，玛雅词语“kutz”（火鸡）被拼写为“ku-tz（u）”，最后的元音不发音。

诺罗佐夫将兰达的“字母表”作为他的钥匙（图3.19），成功地正确解读了一些字符，并且让部分学者相信，他的研究归于正途。这些人中，就有大卫·凯利（David Kelley），他曾经维护过诺罗佐夫的几条法则和文章中的一些解读案例，这些文章在他1976年的摘要《解读玛雅文字》（Deciphering the Maya Script）中都曾被提到。凯利采纳了诺罗佐夫的想法，并提出了更保守的论点，论证了玛雅音节文字表的存在，但只有一小部分论点得到证实。

凯利在这一音节文字清单里还加上了一些新的音节符号。兰达的“字母表”为理解玛雅文字中的语音成分奠定了基础。得益于诸多碑铭学家的努力，加上对相关正字法规则和个人价值起源的深入了解，玛雅表音字符的音节已经近乎完整。然而，兰达记载“字母表”的最初意图仍不明晰，他暗指自己当时正教玛雅人根据西班牙字母规则书写文字。

但现在，随着音节字符表的破译，显而易见的是兰达并未要求他的译员根据尤卡坦玛雅人的发音写出字符，而要求他们根据西班牙字母的名字写出玛雅字符。

参考文献：

陈恃雷,冷彤. 破译玛雅文字,专家揭开不为人知的历史[N]. 新华每日电讯,2007-01-05(007).

张禾.玛雅文字的破译:方法与历程[J].安徽大学学报,2006(06):90-95.

郭云山.神秘的玛雅文化[J].科学之友,1999(07):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