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真实经历过的囧事，奇特的出差经历，听老爸讲那过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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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老爸的工作单位成立六十周年。已经耄耋之年的老爸，饶有兴趣地谈起他过去工作的事情：

1950年秋天，我考取了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干部学校（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主管矿产、粮食等十几家全国性专业公司，学校为这些公司培养青年干部）。新中国成立初期急缺干部，学校通知我直接到中国矿产公司报到参加工作（1950年成立的中国矿产公司和1952年成立的中国五金电工进口公司是中国五矿集团的两个前身，这两家公司是新中国从事矿产品、金属的对外贸易的骨干企业）。

那时，我家里很穷。母亲向她表妹借了点钱，给我缝了厚厚的棉被和棉褥子，还做了一件“列宁装”（俄国十月革命的缔造者列宁在世时常穿这种改良的西装，故名“列宁装”。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干部着装中比较流行）。我就要离家北上了，母亲含着眼泪对我说：“龙龙（我的小名），你在北方能待就待，不行就回家来。”1950年11月3日，我从家乡江苏省丹阳县先到南京，再从南京乘火车到北京。

老爸1950年到北京工作后的照片

当年，中国矿产公司在北京市西四北大街宝禅寺3号。那是一处怎样的地方呢？如同大多数的四合院一样，大门的右侧是传达室，东边有一间车库，对面两间房是总务科。进大门向左转便进入四合院了。靠街的南房是储运处，院内的东西厢房分别是业务处、商情处。朝南的三间正房是会客室，接待外宾及业务谈判就在此处。从会客室东边的过道进入第二个院落。坐北朝南的正房是公司经理办公室，室内东侧窗下放着两张写字台，两位经理面对面办公。院内的东西厢房分别是业务处、行政处。从东侧过道进入后院，有一片空地，西南角有三间房，其中两间是人事保卫处，另一间是监察室。在后院的东西两侧各有两间房，一度是商广文经理和丁克坚经理的住处。后院的北端有个后门，通往大院外的胡同。

以上统称为“东大院”。紧挨着东大院的是西大院。在西大院的北端，后来建了一个礼堂，还有球场。大院的另一边有医务室、职工食堂，后来还有财会处。随着业务的发展，房间不够用了，就在另外两个胡同安置了计划处，还有职工幼儿园。离公司不远，还租用了一些民房，多数作为家属宿舍，有两三处作为单身职工的集体宿舍。集体宿舍有工人照管，打扫卫生，用煤炉烧开水。我们的工作条件不错，生活也很方便。谁有点小病，可以到医务室拿药；谁外出工作回来晚了，可以在食堂加热饭菜。

中国矿产公司的孙耀甫（图左一）等同事在公司会客室与外宾洽谈贸易

我从南方家乡到北京的次日上午，在公司人事保卫处办理了入职手续，并立刻开始工作。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抄写公司党支部的工作总结（上图的孙耀甫同志在1955年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人事保卫处的办公室里有几本关于人事工作的书籍，我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地阅读了，收益不小。几天之后，公司正式分配我到计划处工作。那时，商广文经理兼任计划处处长，负责日常具体工作的是徐龙。我记得没过多久，徐龙就被派往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担任商务参赞了。我在计划处工作时，对公司的业务经营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那时，我们的计划工作连同相应的统计工作，都是照搬苏联的。一天，公司的孔祝三经理带着我去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听苏联专家古谢夫宣讲计划工作以及统计工作，内容主要是商品流转计划，包括：收购计划、出口计划、地区之间的调拨计划、期初与期末的库存计划，等等。最繁杂的是商品流通费用计划。商品流通费用包括：装卸、垛放、储运，各种运输方式的费用。从进货到出口装船、装车，都要按各项费用定额，编制商品流通费用计划。此外，还有商业网点计划、劳动工资计划。那时，河北省涞源县的石棉矿直接隶属我们公司。因此，还要编制石棉矿业的生产计划。以上各项计划都要有详细的编制说明。

为核实出口计划或检查计划完成进度，部里计划司经常召集各公司计划处的干部开会，计划的盘子定多大，时有一番“讨价还价”。有一次，我汇报说：“公司经过充分研究、反复计算，编制的计划盘子是准确的。”计划司的一位负责人对我说：“何子直同志，你们公司的计划准确性虽然高，但是，我提出的计划权威性大，准确性服从权威性。”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准确性与权威性的关系。

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召开全国统计工作会议。其间，我们和“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的代表一起，到中南海怀仁堂听取了由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时事报告，很有收获。

我在计划处工作一段时间后，公司成立了运输处，我被调到运输处工作。那时，每个月我都要到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运输司汇报工作。一天，我汇报完后，运输司的庞之江司长对我说：“你们矿产公司的运输工作干得不错，你们准备一下，部里要在你们公司开个现场会。各公司负责运输工作的同志们相互交流交流。”我回公司向经理报告后，马上为开现场会做准备，一是起草在现场会的发言稿，汇报我们遵循“安全、准确、快速、节省”的八字方针，尽可能提前完成任务，尽可能节省费用，做好储运工作。二是制作十多份图表，以便直观地表述从出口货源进货到铁路联运、海运港口装船等各环节的费用。由于准备充分，现场会的效果很好。

在公司运输处成立之前，业务处按照已经与巴基斯坦签订的煤炭出口合同（由巴方派船运输），陆续安排多条船只到我国秦皇岛港口装货。公司运输处成立之后，我们把已经安排的船期以及应该交货的数量与我方煤炭供货的月度计划相对比，发现煤炭货源数量不足，不能满足出口装船的需要。我们立即向公司及有关方面报告，请求尽快解决问题。但是，迟迟没有结果。

巴方所派船只都是从国际租船市场租来的，无法退船。如果这些船只到港无货可装而空仓滞期，将产生严重后果。此时，我心急无奈，马上和运输处的徐兰生同志联名写了一封人民来信，把这个问题直接反映给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薄一波主任。信寄出后的第二天下午，我们就接到国家煤炭工业部一位同志的电话：“老何，明天下午我们一起去山西。”我知道人民来信起了作用。次日，我和煤炭工业部的同志前往山西大同。我们与大同矿务局沟通后，立即安排春节加班增产，并落实相应的铁路车皮计划。煤炭出口货源不足的问题及时解决了。

我经历的另一件应急的事情：香港用来发电的燃煤靠内地供应。有一次，香港负责从内地运煤的船只延期了。如果香港发电厂由于燃煤短缺而停止发电，将是很大的问题。应香港方面的请求，我们经过努力，获得铁道部的大力支持。铁路运煤专列一路绿灯，我每隔几小时就和铁道部的调度处电话联系一次，直到运煤列车顺利通过连接香港的罗湖口岸才放心了。

公司业务处与运输处的分工是：业务处与供货方签订货源合同，并与外商签订出口合同。运输处负责货源进货与出口交货。我把运输处的工作归纳为“笨鸟先飞”、“三查两安排”。“笨鸟先飞”的意思是：由于矿产品出口的运输量占全国外贸出口运输总量的比重大，我们力争把全年的运输任务赶在秋季之前完成，以便缓和秋收后大量农产品出口的运量压力。“三查两安排”的意思是：查清出口货源生产供货情况，查清每个出口合同的执行进度，查清铁路联运出口境外收货方的情况以及海运出口境外的货船情况。在“三查”的基础上，安排铁路联运出口计划，安排货物进港口的车皮计划。

1958年，按照上级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对外贸易部（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撤销时分别成立对外贸易部和商业部）系统的二十四名干部到河北省农村劳动锻炼，我和几家部直属公司的干部到河北省沙河县劳动锻炼。出发前，在北京人民剧场召开对外贸易部系统欢送大会，安排我代表下放干部在大会发言。我从来没有在那么大的场合发过言。我拿着自己写的稿子上台后，虽然是照稿宣读，依然很紧张，腿忍不住地抖。我们从北京出发到达沙河县后，当地政府召开了欢迎大会，我又被安排在大会上发言。第二天，乡下的大喇叭还几次播放我在大会上的发言。

下放干部分配住在农民家，我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的那户男主人是生产队长，上一年交公粮交过了头，春天粮食不足，吃了不少榆树叶、柳树叶。白天，我们下地劳动。晚上，我还在村里的夜校当过老师。秋天到了，红薯丰收。那时规定“每四斤红薯顶一斤粮食”。一连几个月，我们顿顿吃红薯。我从小一直生活在南方城里，这次在北方农村的劳动生活体验，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农民的辛劳和艰苦。要过新年了，我把自己写对联贴在农家住的房门两边，上联是：勤干庄稼活劳动锻炼，下联是：常读革命书洞彻事理。

根据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国与苏联建立了几个合营企业，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中苏有色金属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几年后，苏联撤出合营公司，有色金属公司的出口业务委托我们公司经营。一天，商广文经理对我说：“小何，你去一趟新疆，在有色金属公司的现场进行调查研究。”

北京到新疆很远，公司让我乘飞机去。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本以为又快又舒服，没想到挺难受的。那是一架老旧的客货两用飞机，机舱大约十几平方米。起飞后向西航行不久，受气流及地形的影响，飞机忽上忽下，颠簸得非常厉害，机舱的封闭性差，舱内的温度越来越低，我的五脏六腑“翻江倒海”，浑身发冷。由于飞机的续航能力有限，我们中途在兰州过夜，次日早晨继续飞行。

终于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满眼都是新奇的西域风景。我顾不上观光，直接找到有色金属公司，向公司经理说明来意。公司给我开了要去的几个下属单位的介绍信。第一站是阿勒泰地区。我搭乘一辆满载生产用物资的大卡车，车上三人：司机、司机助手，外加我一个。大卡车离开乌鲁木齐市往东行驶，经过奇台县往北，还要穿越大沙漠。据说走这条路要比走干线公路近一些。

那一天，我们是午后晚些时候离开奇台县进入沙漠的。天旱无雨，沙丘流动不定。在比较硬的路面上，大卡车还能正常行驶。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遇到松软的沙路。大卡车的前后轮原地空转，越踩油门，车轮陷得越深。无奈，我只好跟着司机助手下车，从车上抽下备用的长木柱，把木柱插进后面两个车轮的空隙处，再大声招呼司机开车。汽车刚一发动，两个后轮夹着木柱呼呼地旋转，汽车仍然原地不动，木柱却被转动的车轮带进沙地里了。真沮丧！我们只能用力把木柱拔出来。就这样，走走停停，三十几里的沙路，足足折腾了一夜。除了松软的沙路汽车难行之外，我们还经常遇到路面的凹坑。大卡车每次碰到凹坑，我都被颠得弹离座位，脑袋撞到车的顶板，疼得厉害。

我们总算驶出了沙漠，旭日东升、晨光大好。车开到一个帐篷旁边，经过主人同意，我们走进帐篷休息，刚躺下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中午。我们向主人道谢后继续驱车北行。我从车窗放眼望去，地貌变了，无边无际的戈壁滩，看不到一棵树、一个人、一间房。可以设想，只要把车的方向盘固定住，无人驾驶也不会翻车。

傍晚时分，我们来到一个歇脚点。这里有几间土房，住着一户人家。我们准备向主人要点水，用自带的煤油炉做饭。但是。主人家的水用完了，天黑又不方便去远处取水。好心的主人送给我们一些牛奶。我们就用牛奶煮挂面，真是别有风味的晚餐。第二天清晨，我们仍然驱车北行，很快便进入阿勒泰山地。这时，汽车好像行驶在巨大的“搓衣板”上，一会下陡坡，一会爬高坡。经过长途劳顿，我们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富蕴县的矿区。

富蕴县的有色金属矿产储量居全国首位。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矿砂生产过程中用磁选的方法把精矿砂和岩砂分离。在这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铍金属的原矿“绿柱石”，棱角分明的六方柱形，晶莹剔透的宝石绿，每一块原矿石的直径可达一寸多。铍金属是原子能、火箭、******、航空、航天以及冶金工业中不可缺少的宝贵材料。

铍金属的主要矿物原料“绿柱石”

我们从新疆出口有色金属矿砂，公路运输由苏联方面派车，口岸设在吉木乃县。水路运输通过鄂尔齐斯河（额尔齐斯河是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国际河流，也是中国极少数自东向西流动的河），口岸设在布尔津县。为了掌握通航时间，我还特意到当地的水文站收集水位高度、降水量等资料。我们回程没有再走原路，而是改走西边的一条公路，这就避免了行驶沙漠路段的困苦了。

为更全面地了解情况，我回到乌鲁木齐后又去了南疆，先后到了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乌恰县（位于帕米尔高原的乌恰县城是我国版图上最西端的城镇）。南疆的铅、锌这两种精选矿砂都是通过公路运输出境。现场调查全部完成后，我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贸局的领导汇报。由于局领导有汉族的，也有维吾尔族的，就安排了一位翻译，我讲一段，他翻译一段。我在生产运输现场调查时，大多是汉族的同志，语言沟通比较方便。

我回到北京后，把北疆的“铍、锂、钽、铌”这些稀有金属和南疆的铅、锌的生产经营情况，详细地整理成专题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对公司的有关业务工作很有参考价值。在我几十年无数次国内外的出差工作经历中，上述新疆之行是印象最深刻、感觉最奇特的。

1959年，我被推举为出席对外贸易部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至今我还记得大会介绍了中国五金进口公司商情处的工作经验，他们不断收集各种商情资料，并按商号及商品，有条理地、持续地编制档案或卡片。巧合的是，一年以后，我们矿产公司与五金公司合并了。1952年成立的中国五金电工进口公司在1955年改名为中国五金进口公司。1960年，中国矿产公司和中国五金进口公司合并，改名为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后来逐步发展为中国五矿集团。

我在1995年六十五岁时从五矿集团退休。作为六十年前公司初创时期的一员，我看到祖国的对外贸易事业不断发展以及五矿公司逐步壮大，感到非常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