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知青在河间诗经村：沧州小圈村知青生活散忆
作者：邓志强
1975年5月17日上午，沧州市人民公园广场红旗猎猎，人头攒动。我和其他2000多名高中毕业生响应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胸带大红花，背起铺盖卷，拎着洗脸盆，告别城市，告别亲人，告别温暖的家，平生第一次坐上嘎斯大卡车，带着孩子般的天真无知和对未来朦胧的憧憬，浩浩荡荡奔赴到沧州市郊区各个农村。我们48名男女知青被安置到小王庄公社小圈大队，从此开始了我们三年多的知青岁月，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顶着高粱花子，卷着裤腿角子，推着小车子，背着筐头子，扛着锄把子，拎着单钩子、轰着毛驴子，与贫下中农一道播种、耪地、浇地、看夜、上肥、除草、割麦子、扬场、收秋，一天四出工……”。这便是39年前我们一群十六七、十七八岁城市知识青年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真实缩影。
割麦子
小圈大队也就是现在的小圈村,位于沧州市运河区北部，东临古运河，北邻沧县大圈村，沿过去叫的北吊桥西,向北穿过红庙村、北陈屯村就到，距城里不算很远。我们那时都没有自行车，往返城里都是步行，感觉路很遥远。偶尔在村民那里借辆“大铁驴”(自行车)回城里是很幸运的事。这种自行车车梁较长,车体较重，拐弯不大灵活，没有车闸,全靠前脚蹬住车前轮上方的一块厚胶皮起到刹车作用。骑在上面一般都得躬腰、撅腚，适合农村土路驮载较重的粮食、蔬菜等物品，村民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现在很难再见到。
当年小圈大队人多地少，全村600多人。有“小圈不小，大圈不大”的说法。人均大田半亩左右，运河套堤内全部种菜，约70亩,属于半蔬菜村。所栽种的蔬菜每天天不亮就要摘割、捆扎、装车，天放亮后就要送到市内定点菜组，供沧州市民凭票购买，村里人不能擅自截留。
对我们的到来,村民们起初并未表现出多大的热情。道理很简单,村民们地不够种,自己吃不饱,又平添48张嘴,争口粮的来了。但朴实善良的村民们知道我们来村里是国家的事，国家的事就是大事，就是再难，也得勒紧裤腰带接纳我们。他们腾出并不宽裕的房屋给我们住，给我们起了个“新社员”的称呼,村民们不论岁数大小,在我们面前都称谓老社员。我们从老社员们的眼神中能看出来，一群娇生惯养的城市孩子,今后整天和大粪、土坷垃打交道，受得了这个罪吗？怀疑、观望、不信任是很自然的事，甚至认为一个麦秋下来我们就得自己卷铺盖卷儿走人。
老社员们的怀疑、担心不无道理。我们这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分不出麦苗、韭菜的娃娃青年，下乡后不到一个月就经历了夏季麦收。每天凌晨四五点还在睡梦中就被村里的大钟叫起。看着一眼望不到边的麦浪，心里直犯怵。老社员们早早完成了每人十几垄麦子的收割捆扎，我们费了吃奶的劲还是被落下很远，不是割不干净，就是捆不结实，不是划破手、磨起泡，就是拉破脚，个个累得、疼得呲牙咧嘴，直不起腰。有的老社员似乎故意不帮我们，蹲在树阴下乘凉，抽地头烟，看我们的洋相。这反倒激起了我们年轻人的好胜斗志，手头快的帮助手头慢的，身体强壮的帮助身体孱弱的，相互间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温馨的眼神儿，把“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演绎成现实。
一个麦熟下来，我们40多个知青脸晒黑了，手上的茧子厚了，身子骨结实了，干活跟上流了。200斤重的麻袋不少男知青扛起就走，没有一个被叫疵的，老社员们对我们开始刮目相看。
学脱胚
为了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知青们在老社员们手把手的帮教下要学会使用各种农机具，干各种农活，还要学会播种除苗，脱坯扔泥抹顶子，学会农机具修造，打被套，磨油，推着几百斤重的独轮小车走平道一般。那时村里流传着“四大累”的说法，“挑河打堤，拔麦子脱坯”，是说这四种活是最累的。
记得我们学脱坯时，看到那些庄稼老手，手脚利落，一会儿就像摆棋盘一样脱了一片。看着他们示范，从浸泥窝扒泥开始，再把泥捧入模子，捧一把水把泥在模子中摁平，轻轻一提，一块大坯就脱成了，那真是“蚂蚱蹬腿——小踢打”。而我们不是把泥扒多了，就是扒少了，脱的坯不是缺角就是少楞，要不就大小不一。累得腰酸腿疼，抬不起胳膊，也没脱下多少。经过多日的反复练习，终于个个都能脱出合格的土坯。
大秋季节，我们与老社员同样顶着毒辣烈日，出没在闷热的棒子地、高粱地，掰棒子，搴高粱穗，劈棒子叶，捯棒子秸。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渴了捧口地沟水喝，饿了啃口凉饼子，累了抽口地头烟，大树阴凉下喘息几分钟都觉得十分惬意与满足。
随着与贫下中农朝夕相处，我们这些过去说话文绉绉、细声慢语的知青越来越“庄稼化”。头戴草帽，腰系麻绳，皂衣粗布，一脸菜色，粗声大气，墙根底下树阴下躺下就能打呼噜。不论男女见面都得先数落对方几句粗话，回到城里见到亲朋好友，张嘴也是“蚂蚱放屁——庄稼味儿”，人们感觉我们真的变成地道的庄稼汉了。
吃豆饼
70年代，物质匮乏。农村的食宿环境之差，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起初，我们没有知青集体宿舍，分散住在老社员的家里。男知青四人住一户，女知青四人住一户，一个土炕，一张草席，一个尿罐，条件好点的有个盛放粮食的水泥地套,一根灯绳顺着土炕沿系着,便于每个人半夜小解时使用，再没别的家什。
夏季来临，屋子闷热，不像现在有空调电扇。热点倒能忍受，让人受不了的是，每当大伙儿劳累一天，刚刚进入梦乡，跳蚤、蚊子、臭虫便开始跳到、爬到我们身上脸上连叮带咬，刺痒难捱。掀起枕头，撩起被单，黑压压一片，逮了这个，跑了那个，折腾半宿也逮不干净，睏得没法只能任其叮咬。昏昏沉沉睡不了几个小时，又到第二天凌晨起床出工时间。三五天还能忍受，时间一长还真受不了。我听说一种粉笔状的虱子棍涂抹在身上可以防止蚊虫叮咬，便用虱子棍抹了全身，跳蚤、蚊子、臭虫是不叮咬了，第二天全身大面积过敏，眼睛肿得睁不开,浑身皮肤肿得锃亮,更遭罪了。
冬天同样好不哪去，我们住的房子虽有火炕，由于吃集体食堂不起伙，炕永远是凉的。屋里没有炉子，干一天活回来，整个人和屋子哇凉哇凉的，个个囚在被窝里“团长”一般。
我们每人每月定量15公斤粮食，棒子面、高粱面占60%。女知青都不够，何况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十天半月见不到丁点儿肉腥,粮食每月还得匀着吃，吃超了，后半月就得从家往伙房交粮食。城里同样吃定量，没谁好意思向家里张嘴要。天天半饥半饱、饥肠辘辘的。想买点儿吃的，既没钱，也没处买。
轮到我们知青在村里油坊做工，榨油时剩下的黑豆渣子榨成喂牲口的黢黑梆硬的黑豆饼，就成了我们的美味佳肴。偶尔遇上一次榨花生油，更是欣喜若狂。每次除了我们几个在油坊干活的知青个个吃得很撑，还要藏在裤腰里偷带点出来，和要好的伙伴分享现在恐怕连牲口都不吃的黑豆饼。想想同龄人有的在工厂做工，在商店售货，冬天冻不着，夏天晒不着，雨天淋不着，肚皮饿不着；有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谈情说爱，不时有知青伙伴偷偷躲到大树下或坐在地头沟壑边委屈得伤心落泪。
没照成的合影
尽管那时的口号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但农村医疗条件非常简陋。虽说村村都有卫生所，但基本都是一间小屋，一名赤脚医生，再加上备点治疗头疼脑热的常用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是我房东家的女儿，一位很热心的张大姐。知青不管谁生了病，都是随叫随到，医治不了的，就让我们赶紧上沧州大医院别耽误。
知青刘玉霞，一位端庄秀丽、恬静、懂事的女孩，下乡时刚刚16岁。年龄虽小，上进心强。下乡不到一年，第一批加入了共青团组织。1976年作为优秀知青代表，参加了全市知青代表大会。她到工时长、环境差、劳动强度大、一般人都不愿去的村被套厂做工。长期在浑浊、污染的空气环境下作业，从不叫苦喊累。1977年初，她身感不适，终于累倒，被检查出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现在的沧州市医院在当时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只是靠输血维持，不像现在可以通过骨髓移植等先进的医疗手段治疗,也不像现在有大病医保。虽可以在市知青办和邮电局报销一些医药费，但输一次血就得花几十块钱,输了一个阶段的血不见好转。西医、中医想尽了办法，最终未能挽留住她年轻的生命。1977年6月14日,在她人生花季般的年龄，便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使我们原本打算等她出院后照张知青合影像的小小愿望成为了永久的遗憾。
露天电影
“哈哈腔，样板戏，没有电灯凑合月亮地。”这是当时农村业余文化生活的写照。
那时全村没有一台电视机、收音机，除了村里的大喇叭定时播放公社统一安排的政治味道浓厚的时事社论、大批判文章外，再无其它娱乐活动。知青们“高粱地里当皇上——自个哄着自个乐”，一早一晚靠吹笛子口琴、打扑克、下象棋、织毛活消磨时间，还时常参加晚间村里组织的集体学报读报、批斗会。
每逢邻村北陈屯晚间在麦场上放电影，我们都会像过年一样兴奋，早早结伴跑去占个好点儿的位置。等到电影播放时，四邻八村的人早把麦场挤得严严实实。记得一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让全场人哭鼻子抹泪。那时的影片主要是《******战》、《地道战》、《南征北战》“老三战”，革命样板戏以及《青松岭》、《战洪图》、《金光大道》、《艳阳天》、《春苗》等。南斯拉夫电影《桥》、《*********保卫萨拉热窝》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百看不厌。多少年过去，一曲亢奋激昂的“啊，朋友再见”，还留在我们的脑海里。
挣工分
我们那时完全凭借自己的劳动业绩、能力与老社员一样挣工分，绝无靠拉关系、走后门不干活挣工分的。每天都由专门记工员对每个人出工情况逐人登记。每个人都是先干完仨月，全村百姓分成四大组，对每个人前仨月的劳动业绩及出勤天数综合评价打分，四组打分相加再平均后的分值就是每个人前仨月的日工分。包括大队干部在内的所有人的工分完全由全体村民说了算，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多劳多得原则。你只要有一天出工不出力、吊儿郎当就可能影响三个月的工分。我第一次参加评工分直到离开村里，每次都是8.5分，是知青中最高的。工值每季度不等，平均0.65元左右，仗着村里的几摊副业常年有活儿，不然会更低，这在四邻村里还属于中游偏上水平。听说不少村子一天挣十分工只有两三毛钱，甚至有的才几分钱。当时，我干一天庄稼活儿，可得到五毛钱左右的劳动报酬，扣除我一年的口粮、分得的大白菜等款项，还略有结余。后来得知大队领导给我们知青设定的最高分值是8.5分。
最能发挥知青作用的时候就是年终分红，每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成了业余会计。每天要加班加点帮助队里的会计算账，及时把粮款分到社员手中，让他们过个快乐年。算账来不得半点马虎，差了一分工分就会有社员找到我们的头上，那可是他们最看重的口粮。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格外风光，老社员们也会对我们知青投来羡慕的目光。
白线衣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知青大都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那时年轻人搞对象不像现在大大方方，不避讳，很少有自由恋爱的，即便有胆大的自己搞对象，也都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暗地里通过各种方式相互传递爱的信号。我们40多位男女知青，最终仅有两对心心相印，喜结连理。
我那时在村里的头衔不少，知青排长、民兵连副连长、大队兼职会计、医务室会计、图书管理员、枪支保管员……整天除了干活，业余时间忙于兼职的差事，既没时间也从没敢想过自己搞对象。由于平时对人都是一脸的严肃，从没有感觉出哪位女性对自己示好。偶尔单独与女知青或村里的年轻女性在一起，说话都脸红。没想到的是，在临近参军前的某一天，我在窗台晾晒的鞋窠里发现一个叠得整整齐齐的白纸包，打开发现竟是一个用白线钩织的很精美的衣领，用现在的话说，被暗恋了。当时不知是激动还是被吓着了，心里“咚咚”直跳。扔不敢扔，放不敢放，只得藏在了箱子的最底层，直到参军离开村子也没敢声张。多年后我恍然想起，这位悄悄暗送秋波、送我白线衣领的大姐，恐怕也很懊悔，那张包裹着衣领的白纸上竟没有一个字。真是枉费了这位不知姓名的大姐的一片痴心，想道声谢，都不知道谢谁，大概永远是个谜了。
深厚感情
1976年2月临近春节的一天夜晚，我和几位知青帮助大队做年终分红的统计核算，我靠火墙最近，中了煤气却浑然不知。别人都走后，出门被冷风一吹，我便开始出现煤气中毒反映，走路像踩棉花套子似的，走上白菜堆也不知道,险些掉进猪圈。跌跌撞撞回宿舍的路上晕倒在大路中间昏睡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被冻醒后爬回宿舍。那时村里没有路灯，幸好是后半夜，没有牲口大车路过。第二天一早房东大娘见我的宿舍门始终紧闭，隔着窗户发现我一个人躺在炕上脸色苍白，拨开门方知我中了煤气。一家老少忙前忙后地照顾了我一天，直到我缓过神儿来。
三年里，我始终在房东张大爷家的三间空闲土坯房居住,王跃进、李军、高占跃三个伙伴早早搬进了知青集体宿舍。我住的房子与房东张大爷的家紧挨着，在村西北角，村里唯一的水井在村东南角，挑一担水往返就得2里多地。我时常利用收工后的闲空，帮助张大爷把家里的大水缸挑满。逢年过节,房东一家改善伙食都会惦记着我,把我视为家中一员。记得我几次感冒发高烧，房东大娘都是一大碗热汤面裹着一个荷包蛋端到我眼前，直到看着我落汗、睡好才离去，至今念念不忘。
证明材料
1977年有了知青选调回城的政策，这是我们几十名知青梦寐以求的事。第一批分给我们大队的名额只有两个。大队干部和村民们推举了我和在养猪场做工的知青张树燕。那时戴红领章、红帽徽，参军保家卫国是我第一追求，但政策规定知青下乡不够三年不允许当兵。为了圆当兵梦想，我把名额让给了知青中年龄最大、家庭条件最差的女知青辛艳东大姐。我和村里其他新老社员9人在第二年的3月份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绿军装。
大队干部们唯一觉得遗憾的是没能在我离开村里之前解决我的入党问题，以大队党支部名义给部队领导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请求部队领导见到这份材料后解决我的入党问题。哪知部队领导压根儿没把这证明材料当回事，并未因为有这一纸证明材料而对我另眼相看。但薄薄一纸印证了村里百姓对我在小圈村三年的认可。这份证明材料，至今还躺在我的档案里。
见证辉煌
39年过去了，小圈村在老书记陈好路等几任班子的带领下，借着改革开放的大好政策，跑资金，聘能人，上项目，创效益，扩大公共积累。村容村貌、村民们的居住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村早早结束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套牲口，轰大车，敲钟出工的时代。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村民成为驾驭现代化企业的经理、老板；昔日的土坯房变成家家户户可抗御八级地震的二层别墅群。村民们的生活福利待遇早已不逊于城里，成为全省第一批小康村、省级“美丽乡村”。我国的风云一、二号气象卫星，秦山核电站等国家重点工程都使用了小圈村的产品。奖状奖杯锦旗证书堆满屋子，省内外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老书记陈好路1978年底搭班子直到他2005年2月22日与世长辞的26年里，村支委成员没有调整过一个人，平均年龄60多岁，村班子成员没有聚在一起吃过一顿饭、喝过一次酒，锦旗奖状没有悬挂过一次……在老书记陈好路出殡的那一天，我看见了山似的花圈，看见了延绵数百米送葬的人群，发自肺腑的恸哭声感天动地，震撼心灵。我常想，这样的班子，这样焦裕禄式的带头人，就是让人敬佩。我为人生中与这样的人群曾经摸爬滚打,相濡以沫三年，感到一种发自心底的荣耀。
每每说及或回到村里，老知青们都会为之自豪，浮想联翩。那些曾经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故事,挥之不去，沉淀在心。也许有人把当年的苦难作为一辈子不堪回忆却又难以忘怀的事，但我们更多的人把那份经历当成一份人生用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宝贵财富，受用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