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特点及评价宋学到理学的形成发展及其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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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招文化研究，其中一个侧重点就是对吕祖谦学术思想的研究，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吕祖谦的学术思想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军事的，伦理的，教育的等等，基本上都属于南宋发达的理学（道学）范畴，也是宋代新儒学的一个发展高峰。而理学又不等于宋学，是宋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我们在研究这段学术历史的时候，常常会碰到宋代新儒学的一些人和事，以及他们之间复杂的人际、学术间的关系。梳理这些关系，搞清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卒年，这对于研究宋学的形成、发展，仍至对于明招文化的研究都十分必要。

先秦诸子时代结束以后，儒学的发展有两次高潮，一是汉代，二是宋代。自汉经魏晋南北朝，历隋唐五代儒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到了宋代，儒学得到了飞跃发展，出现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时代的儒学学界称之谓新儒学，即宋学。

自南北朝（自公元３８６—５８９年止）开始，儒道佛诸家思想开始融合，经唐代，至宋，三家思想的融合已成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宋代出现了一大批新儒学的学者，他们以儒家为核心，出入释老，包容百家，开创了自己的新学体系。

钱穆在《宋明理学概述》一书中认为，宋代新儒学从学术渊源上看，“这可说是远从南北朝、隋唐以来，学术思想史上一大变动”，它深受韩愈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中唐的韩愈是“开启后代新儒学家治经之途径”的一个人物，他“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

杨渭先生在《两宋文化史研究》（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版）一书中认为，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酝酿（或为准备）阶段，自真宗咸平二年（９９９），至仁宗天圣（１０２３—１０３２）以前。在儒学复兴和宋学开创之前，已有先驱者开始摸索创新。如：孙奭与邢等奉诏主持《周礼》、《论语》等七经义疏的校定工作，已开始与汉儒之传注有所不同，应该看成是对旧儒学的一种改造的尝试，也应视为宋学酝酿阶段的开始。

二、开创阶段，自仁宗天圣（１０２３—１０３２），至庆历（１０４１—１０４８）之前。其代表人物为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等。范仲淹为宋学的开创者。

三、发展（或为繁荣）阶段，自庆历新政（１０４３），至神宗熙丰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８５）。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安石、司马光、张载、程颢、苏洵、苏轼、苏辙等。

四、演变阶段，自哲宗元祐（１０８６—１０９３），尤其是从高宗建炎（１１２７—１１３０），至孝宗淳熙年间（１１７４—１１８９），宋学走向沉寂，由宋学派生出来的理学（道学）趋于兴盛。主要代表人物有朱熹、陆九洲、张栻、吕祖谦、陈亮、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朱熹集理学之大成，陈亮等浙东事功学派与之对立。

宋学的开创始于兴学育才，要改变士风，陶铸人才，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关键在学校教育。

钱穆先生认为：“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宋明理学概述》）。可追溯到中唐韩愈的《师说》，所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传什么“道”？就是传上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而范仲淹是掀起宋学运动的先驱。庆历四年（１０４４），范仲淹提出“精贡举”、“兴学校”的主张，把改革教育、科学与革新政治结合起来。钱穆认为：“宋学初兴，注重教育精神与师道尊严的风气，很快就转移到政治运动上。”范仲淹是兴学的倡导者，又是初期宋学中第一个把教育和革新政治结合起来的政治家。庆历兴学是宋代学校的启蒙，范仲淹是兴学的倡导者，也是宋代新儒学的创始人，追溯其本，是由他倡导兴学育才为开端的。

宋学一开始就是学校教育的产物。

宋学是新儒学，包括由宋学发展而来的道学，就是宋室南渡以后兴盛起来的理学。新儒学尊儒家为宗，吸收佛、道诸家思想的合理、有益成分，逐步形成新的学术体系，不管是内容，或是形式上都不同于前代，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

宋学——新儒学研究的主题，一个共同点就是：

探求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变化的法则，人与自然的关系；

以自然比附人类社会，用以论证伦理纲常；

不讳言“天命”，但强调“人事”之重要，为统治阶级提供治国安邦的理论依据。

宋学开创时期，有两大主题：

一是要复兴儒学的独尊地位，力求突破汉儒以来寻章摘句的烦琐学风，向义理的纵深处进行探索，改造旧儒学，创造新儒学的新面孔、新风貌。

二是宋学不仅要在经学上树立与汉学相对立的义理之学，而且要从儒经中寻绎出治国安邦的道理和方案，力求经世致用。

自天圣（１０２３—１０３２）至庆历前（１０４１—１０４８），以范仲淹为首开创的宋学业已形成，汉学向宋学转变也告完成。

从范仲淹领导的改革“庆历新政”开始，至熙丰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宋学进入了发展、繁荣期，学派纷呈，出现了北宋百家争鸣的局面。具有代表性的学派有下面这些：

一、王安石（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字介甫，宋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所创立的学派称新学派，亦称荆公学派，或称王学。另有代表人物王雱、吕惠卿、陆佃、蔡卞等。

二、司马光（１０１９—１０８６），字君实，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他所创立的学派称朔学派，亦称温公学派。另有代表人物司马康、刘安世、范祖禹、晁说之等。

三、苏氏蜀学派。开创于苏洵（１００９—１０６６）发展于其子：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苏辙（１０３９—１１１２）。苏洵字明允，宋眉州眉山人。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另有代表人物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来、王巩等。苏轼是宋文之集大成者。

四、张载（１０２０—１０７８），字子厚，陕西凤翔县人，因在县横渠镇讲学，世称横渠先生，他创立的学派称关学派。

五、程颢（１０３２—１０８５），字伯淳，后人称明道先生。程颐（１０３３—１１０７），字正叔，后人称伊川先生。二程为胞兄弟，亦称大程、小程，河南洛阳人。二人创立的学派称洛学派。洛学门人较多，代表人物有杨时、刘绚、谢良佐、游酢、吕大临、、胡安国等。

六、邵雍（１０１１—１０７７），字尧夫，世称康节先生。其先范阳（今河北涿县）人，游河南，遂为河南人。他所创立的学派称象数学派。

七、周敦颐（１０１７—１０７３），字茂叔，原名实，避宋学英宗旧讳改今名。宋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因建濂溪书堂于庐山之麓，世称濂溪先生。他所创立的学派称濂学派。

关学、洛学、象数学、濂学应同属道学范畴，尤其是关、洛、濂三学可并为道学（理学）一派。因此，新儒学主要学派就是上述新、朔、蜀、道学四大派构成。道学（理学）的祖师当是张载和二程三人。

实际上，北宋初时的所谓“宋初三先生”——胡瑗、孙明复、石介应视为理学的先驱。

胡瑗（９９３—１０５９），字翼之，泰州（今江苏如皋）人。《宋元学案》把胡瑗的《安定学案》定为第一学案。欧阳修曾这样评价他：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帮鞭为法严而信，为道久而遵。师道废久矣，自景祐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著为令。后十余年，先生始来居太学，学者自远而至，太学不能容，取旁官署以为学舍。礼部贡举，岁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评居显仕，其余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２５《胡先生墓表》）

后来的“北宋五子”，即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是理学体系的创立者。

南宋高宗建炎（１１２７—１１３０）以来，至孝宗淳熙（１１７４—１１８９）年间，宋学从义理之学趋向于性理之学方向发展。理学自熙丰（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间开始形成，至此大大兴盛起来，以至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学术理论研究逐渐与现实生活相脱节，倾向于“内省”上用功夫，这种变化是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背景的。

从北宋末到南宋初，土地兼并猛烈发展，大地主占有田地达到百分之五十，中下层地主占田地在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之间。南宋自建立之日到它灭亡，一直是大地主专政。这种社会经济的变动而带来相关的政治环境已不能向儒学家们，不论是理学派或事功学派，提供实现“内圣外王”（古代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谓内备圣之至德，施之于外，则为王者之政）这一最高理想的实践条件和机会，使得宋学向专讲道德性命之学蜕变。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二程的理学逐渐兴盛，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成了继承二程之学（二程之学始于熙丰年间，元祐以后渐成学派）的两大学派。朱熹在实践中成了集理学之大成者，程朱理学在南宋学术思想界占了主导地位，元朝以后逐渐成为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与朱熹理学相对立的则有吕祖谦的婺学（金华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金华、永康、永嘉三学派又称浙东事功学派，或称浙东学派。

早在北宋时，浙东地区的学术思想已经开始活跃，主要代表有：宋庆历（１０４１—１０４８）之际的“明州杨杜五子”和神宗元丰（１０７８—１０８５）年间的“永嘉九先生”。

“杨杜五子”是活动在明州（今宁波）的五位儒者，他们是：

杨适，字安道，慈溪人，学者称大隐先生，曾试太学助教。

杜醇，慈溪人，出任学师，学者称石台先生。

王致，字君一，鄞县人。因他的讲堂名鄞江书院，故世称鄞江先生。

王说，字应求，鄞县人。曾教授乡里三十多年，学者称桃源先生。

楼郁，字子文，自奉化迁鄞县，卜居城南。曾掌教鄞县县庠，又教授郡学，前后三十多年。学者称西湖先生。

“杨杜五子”皆以教育为职业，这也是宋初学术是教育产物的一大特点。

“永嘉九先生”，稍后于“明州杨杜五子”，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活动于浙东温州地区，也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他们是：

周行己（１０６７—？），字恭叔，永嘉（今温州）人。因筑浮沚书院讲学，学者称浮沚先生。

许景衡（１０７２—１１２８），字少伊，瑞安人。《宋元学案》称其：“伊川讲学，浙东之士从之者自先生始。”有《横塘集》，学者称横塘先生。

沈躬行，字彬者，号石经，永嘉人。学者称石经先生，对礼经丧葬颇有探究。

刘安节（１０６８—１１１６），字元承，永嘉人，师事程颐，游太学。

刘安上（１０６９—１１２８），字元礼，永嘉人，是刘安节之从弟，与兄同受业于伊川之门。许景衡说二刘“皆以文行知名太学”。

戴述，字明仲，永嘉人。他是刘安上的妹婿。元符三年（１１００）进士，调婺州东阳县主簿，后为临江军军学教授。居母丧，得病而卒，年３７岁。其弟戴迅，字几仲，私淑洛学于其兄，时称大小戴。

赵霄，字彦昭，瑞安人。曾入太学，与横塘诸公为洛学。曾任济州教授，时有“赵颜子”之称。

张辉，字子充，永嘉人，学者称草堂先生。

蒋元中，字元中，永嘉人，为洛学。

全祖望认为：“考所谓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门，其三人则私淑也。”清末孙诒让认为：“永嘉诸儒所谓九先生者”，“自蒋、赵、张三先生外，皆学于程门，得其传以归，教授乡里”（许景衡《横塘集》跋》）。

“明州杨杜五子”把“宋初三先生”，特别是胡瑗的思想传入浙东，而“永嘉九先生”则把洛学，特别是程颐的思想引入浙东。虽然他们的学术思想未形成体系，但对浙东学派后来的兴盛无疑起了开先河的作用。

南宋时，新儒学有了很大的变化。上面讲的洛学、道学、理学，其实是一个学派，是宋学衍生出来的一个重要学派。这就是南宋孝宗隆兴乾道年间（１１６３—１１７３）得到空前充分发展起来的理学。实际上早在高宗朝（１１２７—１１６２）理学就有了充分发展的空间，持续时间达３６年。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学术思想对立或近似的流派。

除朱熹理学派、陆九渊心学派、张栻湖湘学派外，浙江学派也长足地发展起来，主要是吕祖谦的婺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这些学派也是与理学学术思想对立或近似的流派。

现简述如下：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字元晦，改字仲晦，号晦庵。

朱熹历仕南宋四朝，近五十年。实际从政七年（一说十年，也有说十四年者，近有人说九年的），余皆从事讲学和著作。

朱熹是二程之学的嫡传。程颢、程颐传习孔孟学问，创洛学，其徒杨时传学于罗从彦，从彦传学于李侗，朱熹向李侗学习，终成理学之集大成者。

朱熹一生治学，学识渊博，经、史、文、教育、书法、乐律、宗教以至自然科学许多领域内都有很深的造诣。一生著作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主要著作有８１种。

朱熹的学生很多，陆游认为有千人。列入《宋元学案》的学生就有蔡光定、黄斡、魏了翁等数十人。美国有学者就其中３７８名学生在当时的地理分布上作过统计，福建占４３％，浙江占２０％，江西占２１％，其他地方占１５％。

现在流行的许多研究朱熹的著作，认为朱熹创建了“闽学”，把朱子学等同于闽学。但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与事实不符，提出了朱熹集闽学发展之大成，而并非朱熹开创了闽学的观点。

陆九渊（１１３９—１１９３）心学派，也称陆学派、象山学派。

陆九渊，字子静，字者称象山先生，抚州金溪（今江西金溪县）人。其门人有杨简、袁燮、舒琪、沈炳等等。陆九渊创立的理论体系的哲学的根本命题是“心即理”，亦称“心学”，与朱熹的理论相对立，他们之间的学术观点的对立与争论几成南宋的一桩历史悬案。对朱、陆之争，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象山学案》（《宋元学案》卷５８《象山学案》点校本（三）第１８８５—１８８６页）中有非常中肯的评说。陆九渊的心学后来为明代的王阳明所发扬光大。

张栻（１１３３—１１８０），字敬夫，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后迁湖南衡阳。南宋丞相、抗金名将张浚之子。张栻是南宋蜀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湖湘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湖湘学首创于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三人是湖湘学的完成者。

南宋初年，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号为“东南三先生”。然张栻英年早逝，故全祖望说：

南轩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轩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北溪诸子必欲谓南轩从晦翁转手，是犹谓横渠之学于程氏者。欲尊其师，而反诬之，斯之谓矣。（《宋元学案》卷５０《南轩学案序录》点校本（二）第１６０９页）

吕祖谦金华学派，亦称吕学、婺学。

吕祖谦（１１３７—１１８１），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祖籍寿州（今安徽凤台），其祖吕好问始迁婺州，为金华人。其五世祖吕公著自寿春迁开封，故有“中原文献之传”。自吕公著起，吕家七代有十七人列入《宗元学案》，从学术上讲，吕希哲、吕本中、吕祖谦最为重要。吕本中（紫微）称大东莱，紫微从孙吕祖谦称小东莱。吕学是南宋新儒学中重要的一个流派。

故全祖望认为：

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宋元学案》卷５１《东莱学案》点校本（二）第１６５３页）

吕祖谦把家学传统与当时理学不同流派相结合，并兼取各家所长，使吕学成为宽容、开放、多元的一家学说，它既接近于朱熹理学，同情于陆九渊心学，但却注重实际、致用、不空谈，倾向于陈亮、陈傅良等人的的事功学派的一些观点，使之融会于一。而且他特别重视史学，开辟了由经入史的途径。吕学在当时就是与人为善的温和派，得到其他各个学派的敬重与仰慕，全祖望所以这样讲：

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宋元学案》卷５１《东莱学案序录》

点校本（二）第１６５２页）

婺学（金华学派）在广义上讲，除吕祖谦外，应包括唐仲友、陈亮等诸家学术。尤其是唐仲友的学术，不能因被朱熹所弹劾而一笔抹杀。

唐仲友（１１３６—１１８８），字与政，号说斋，婺州金华人。全祖望在《宋元学案·说斋学斋》中认为：

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以性命之学起，同甫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宋元学案》卷６０《说斋学案》点校本（三）第１９５４页）

唐仲友的“经制之学”，就是据经传以明制度，阐扬三代治法以推行于当世，注重经世致用，讲究实效。他的观点与永康、永嘉的事功之学相近，又和吕祖谦的某些观点相似，构成了南宋时期婺学的一部分，这是不能否认的。

陈亮（１１４３—１１９４），字同甫，婺州永康人。陈亮所提出的一些政治改革主张和事功学派的学术观点，在两宋文化和思想史上具有很突出的地位，他的教育思想，历史学说亦是如此。

陈亮是南宋时期才气超迈、力主抗金的爱国志士，又是特立独行的思想家。陈亮的事功之学，与朱熹的理学一直针锋相对，不管在政治、哲学、经济、教育、史学、人才等思想方面，两人的观点一直对立，并书信往来展开激烈的争辩。虽然陈亮与朱熹展开学术争论，但陈亮对朱熹却是十分尊重的，朱熹每年的生日陈亮都寄他贺寿词。然而朱熹的肚量却没有这样大了，陈亮死后，其子与女婿要求朱熹写一篇墓志铭竟遭拒绝，只写了“有宋龙川先生陈君同父之墓”十二字了事。

薛季宣、陈傅良、叶适永嘉学派。

恭季宣（１１３４—１１７３），字士龙，号艮斋，永嘉人。

陈傅良（１１３７—１２０３），字君举，号止斋，瑞安人。

叶适（１１５０—１２２３），字正则，永嘉人。因讲学水心村，学者称水心先生。

永嘉之学始于北宋元丰年间（１０７８—１０８５），在太学号称“永嘉九先生”（前文已述）。他们将洛学引入浙东，开永嘉理学先河。南宋后，永嘉之学趋于式微，后经郑伯熊兄弟继承。学术界认为“永嘉九先生”中的周行已将永嘉学倡于前，郑伯熊承于后，至薛季宣、陈傅良永嘉之学演变成事功之学，薛、陈起了转折作用，叶适则可谓中兴此学，集永嘉之学的大成者。

南宋浙江事功派主要由永嘉、永康、金华三派构成。而且南宋浙东学派是与朱学、陆学相鼎立的重要学术派别。

宋代新儒学至南宋演变为理学占主导地位。出现了朱熹、张栻、吕祖谦、陈亮、陈傅良、叶适等交相论辩把南宋的学术思想推向一个高潮又一个高潮，尤其乾淳时期是一个特别活跃的时期。后经“庆元学案（１１９６—１２０８），朱熹理学被视为“伪学”，一大批理学家也受到了牵连，理学的发展也遭到了打击，虽然理学的影响还存在，但毕竟理学盛况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直到嘉定元年（１２０８），理宗赵昀上台（１２２５），朱熹理学及被牵连的学者们得到了平反，但大部分卓有成效的学者先后去世，理学也未能很快地重振起来。

此后，为理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主要是真德秀、魏了翁。

真德秀（１１７８－１２３５），字景元，改字景希，建宁浦城（今福建安道）人，学者称西山先生。

魏了翁（１１７８－１２３７），字华仑，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人，学者称鹤山先生。

他们两人阐扬理学，以使理学继世是有功的。但以前的诸学并存，多姿多彩，充满生气的局面却没有了。

南宋末年，虽有黄震（１２１３－１２８０，字东发，浙江慈溪人，学者称于越先生）和王应麟（１２２３－１２９９，字伯原，原籍开封，其祖始迁浙江鄞县，学者称深宁先生）之崛起，但终未能挽救南末理学之颓势，更不能挽回南宋灭亡的命运。

从整个宋代看，范仲淹开创了宋学的先河，以后出现司马光的塑学，苏氏的蜀学，王安石的荆公学（亦称王学），张载的关学，程颢、程颐的洛学，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直到朱熹的理学（闽学），陆九渊的心学，以及浙东学派的永嘉学派、金华学派及永康学派。尤其是周敦颐（濂学）、二程（洛学）、张载（关学）、朱熹（闽学）等人纷纷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为了论述自己观点的正确，各家进行辩论，写文章、道学说，反映宋人善辩的一个特质。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儒生纷纷建立精舍、书院，授徒教书。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教育机构也出现了，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嵩阳书院等。这些教育机构大都是私人创办，属民间性质，没有统一的学术观点，这样就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派别的多样化。南宋初中期，官学衰落，书院在民间又大规模复兴，一些书院多可容纳上千人之众，不少知名学者都到书院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如：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陆九渊在应天山的精舍和象山书院讲学，吕祖谦在丽泽书院发表高论。他们彼此之间相互诘难、切磋，并行之于笔墨，形成一篇篇讲学鸣道的文章。这种现象激发了思想，活跃了学术，而且将宋学（新儒学）向理学转化推向了一个新的论辩风格。如朱熹与陆九渊的“天理”与“人心”之争，朱熹与张栻关于“中和”问题的争论，以及朱熹的“性命之学”与陈亮、叶适的“功利之学”的论争。

南宋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与北宋的文人士大夫有明显的不同，他们身为文人，却偏偏爱谈兵论战，身为布衣，却喜为帝王之师。他们相信自己的智慧和才华能扶社稷于将倾，救黎民于水火，在他们的文章中往往流露相当大的气度与激情。象陈亮身为一介布衣在《又甲辰秋书》中流露出的情感一样：

研究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饮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南宋的文人言政论兵、讲学鸣道在乾淳时期十分繁荣，呈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

最后谈一谈理学的讨论的命题。关涉到：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知识论、修养论、政治观、历史观等多方面。如：无极、太极、理气、道器、性理、心性、性情、理欲、致知、穷理尽性、主敬、主静、良知、知与行、心与物、心与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王霸之辩、义利之辩等等。这些命题的本身又可引申出一系列相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