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文学观：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与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之《作为隐喻的疾病》开篇就写下了这段引人深思的话，在读她这本书之前，我还没见有人这么说过“疾病”。

苏珊•桑塔格

那么何为隐喻，隐喻何为？

何为隐喻？亚里士多德解释是：“隐喻”—— “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

汉语词典给出的是：◎ 隐喻 yǐn yù， [metaphor] 一种修辞手段,用一个词或短语指出常见的一种物体或概念以代替另一种物体或概念,从而暗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比喻的一种。不直接点明是比喻,但实际上是打比方,常用“是”“成”“就是”“成为”“变为”“等于”等表明甲事物就是乙事物

引证解释

1. 暗中寄寓讽喻之意。 夏曾佑 《小说原理》：“小説始见《汉书•艺文志》，书虽散佚，以 魏 晋 间之小説例之，想亦收拾遗文，隐喻託讽，不指一人一事言之，皆子史之支流也。”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系教授，著名语言学家，认知语言学的创始人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著有《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该书被公认为认知语言学隐喻系统研究的开始，在国外隐喻研究中具有很大影响。

乔治•莱考夫在书中指出，“隐喻” 不仅是语言中词汇的问题，还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手段,它直接参与人类的认知过程，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乃从认知的角度首次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该书完全颠覆了几千年来人们对于隐喻的狭隘看法，国内外但凡论及隐喻、认知的论文和专著，无不以此为经典。

综合比较，我们大概能理解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中的“隐喻”，当是乔治•莱考夫教授《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里所说的“隐喻”。 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中的两篇文章，书写的是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的批判，或者说通过附着在疾病之上的隐喻，来揭示有关疾病（又不仅仅是疾病）那种隐喻性的思考方式。

正如桑塔塔在书的结尾那段话：“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远离这些隐喻，似乎尤其能给人带人解放，甚至带来抚慰。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光靠回避不行。它们必须被揭示、批评、细究和穷尽。”

因而，译者程巍有言：患者及其亲友、道德家、医生、卫生官员、意识形态家、诗人、小说家以及其他普通读者，将带着不同的心情去阅读这本书。他们中有些是疾病隐喻的制造者，有些是利用者，有些是传播者，还有一些，则是受害者。

传播也好，受害也罢，纵观目力所及的文学表达，能把疾病，尤其是大面积爆发的传染性疾病，直接拿来做为生活事件记录或书写的文学作品并不多，（注意：我说的是文学作品，日记除外）。在诸如《鼠疫》等世界范围内的经典著作中，把疾病作为一种象征性存在，小心翼翼地书写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个体的深刻体察和反思的佳作，则可圈可点，比比皆是。

或许，这就是我们书写者常说的“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但我们又不得不悲哀的承认，在某些语境中，艺术最薄弱的成就是以生活的直接感受为基础的，艺术的记录功能是自然得到而非刻意为之，它并不能直接地提升艺术的品格。

写到这里，不得不说这两天被网络刷屏，引起热议的来自日本各地发往中国的捐赠物资上的“诗词赠言”。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崎岖路，长情在。

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

相知无远近，万里海为邻。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

日本各地发往中国的捐赠物资上的“诗词赠言”

这些出自我们中国人的诗句，被日本人重新引用以后，有人认为“日本人对“古典中国”是怀有深深敬意的，是有情结的。”；也有人在官媒上写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

“光明网评论员文章：疫情当前，怎么火了一句唐诗？”中写道：“诗终究是诗，标语也终究是标语，只是背后的思维模式与文明感，更发人深省。这种文明感，是对法治的信仰，与同胞的共情，对个体权利的尊重。文明是精致的，不能在防疫的旗号下，对复杂的社会活动以“一刀切”的办法粗糙应付。文明就有它的体面。就像在刻不容缓的援助中，并不妨碍写上一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事态紧急，但善意、体谅、同情也不是就无处安放了。”

还有那个因写诗侮辱湖北籍人士惹公愤，而道歉并辞职的文学工作人员等等现象，不禁逼我们反思：在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国土上，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现当代的诗人都不会写诗了吗？

或许，并非笔力不逮，而是我们的诗人、作家们，在吟咏疾病之初，就有意无意地给它加上了一层甚至多层“道德的、政治的、理想的……”的隐喻与意义，或许象没有使疾病回归疾病本身，或者没有关注到疾病的隐喻所带来的某种专门赋予患者和弱者的权利，才使得我们的文学表达那么无力。

疾病与健康的隐喻性思考与表达

“病从口入”，是我们都知晓也都认可的常识。我们中国人常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

还有一句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在这世上活着的每个人，各有各的活法。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注重养生的中国人，几乎为健康费尽心机。有钱有权有条件的人，以能够吃到 “果子狸、穿山甲、蝙蝠宴”等类似的山珍野味为荣、为傲，觉得自己经常吃这些好东西，肯定会福寿绵长。殊不知，这不仅祸从口入，还会殃及同类，造成人间悲剧。

我们普通老百姓，为了活得更健康，也是谨慎于饭食、饮料、呼吸和运动，我们每天为谋稻粮而辛勤工作，认真生活；我们每日尽已所能，精心料理着家人的柴米油盐、一日三餐；我们每天酒扫庭除，仔仔细细地把自己生存的空间打扫得清爽悦心，甚至会把房屋里装饰的每块石头、每盆花叶都擦得一尘不染、干干净净；我们每天利用空余时间读书写字、绘画弹琴，让我们的精神长相能够跟得上社会发展的节奏；我们……我们竭尽所能的活着，我们把健康看作一项长期的经常性的工作。

但是，我们真的无力阻挡天灾人祸，顷刻之间，一场战争就会毁掉一切日常；一次海啸，就会吞没一切岁月静好；一场疾病，就会让我们人心惶惶，乱了阵脚……即便我们全力以赴，众志成城，也防不胜防，无处可逃。就像这个庚子之年悄然袭来的新冠病毒，那么多无故的城，被封禁，那么多无故的人，被伤害，那么多中小企业的小老板，被搁浅，那么多无故的生命被毁灭，那么多……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又有何隐喻，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与表达？

既然，我们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生病的厄运，那我们当然得承认苏珊•桑塔格说的，我们也是疾病王国的公民，疾病只不过是生命的阴面。如果这样讲的话，或许我们能理解健康与疾病的关系。

可是，作者接下来在书中一些前后矛盾的观点，我们又该怎样解读。

苏珊•桑塔格在篇一《作为隐喻的疾病》第17页写到：“我的观点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

这段话说得多么好。不论是哪个国家的读者，只要是地球人都会觉得有道理。我们普通人看待疾病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

《疾病的隐喻》有多个版本，个人感觉上海译文出的最好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以健康的方式对待疾病呢？在这场特殊的疫情面前，或许，我们只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而选择相信——相信国家，相信医生，相信命运，相信自己……

信心能够战胜病魔吗？曾经身患癌症的苏珊•桑塔格，历经数年治疗的亲身体验，在承受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和恐惧，还要承受同时加诸于疾病之上的那些象征意义的重压——也就是以道德评判的方式让患者蒙羞受辱，而在她看来，这后一种痛苦比疾病本身更加致命。

所以苏珊•桑塔格又在篇二《艾滋病及其隐喻的第104页写下了：“疾病本身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一个隐喻。”

一种疾病的隐喻又如何进入另一种疾病的隐喻

在这里我们不做文本分析，只浅释在《疾病的隐喻》中，作为“疾病隐喻”的主角是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疾病，转换成一种道德批判或者政治态度，一种疾病的隐喻又如何进入另一种疾病的隐喻。

《疾病的隐喻》中的两篇文章，写作及发表时间相隔了12年，1978年，桑塔塔癌症康复之后写下了《作为隐喻的疾病》，并在《纽约书评》上连载。在写这个的时候，她或许没想过要写下同样主题及相同处理方式的《艾滋病及其隐喻》，并于1989年出版。

也曾有人疑惑，既然是写传染病的，为什么不在当地著名的诸如《柳叶刀》之类的专业医学刊物上发表。作者的回答是，她觉得这些书的潜在读者并不止医学圈的专业人士。因为，从历史上有记载的温疫分析，但凡大规模的传染性流行病爆发，都不仅仅是一个医学事件，它还会同时是一个政治事件、经济事件、道德事件，甚至是一个文学事件。

我们需要太多的知识输入

如幽灵般病毒的来无影去无踪之神秘，正是隐喻的滋生地。在种种隐喻中，疾病本身仿佛也有了阶级性，而这种阶级性会不自觉地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从而成为对付所谓“负面”力量的修辞学工具。

而这种隐喻的修辞学工具，又常常会超出道德和美学的范畴，成为现象与本质偏离时刻的批评手法。

或许这正是作者桑塔格写这本书始终如一的目的：因为“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给患者带来了确确实实的后果：它们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去寻求治疗，或妨碍了患者作更大努力以求获得有效治疗”，所以她要剥离疾病的道德、政治意义和隐喻，使疾病回归疾病“本身”。

正如桑塔塔在107页写的：“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

在145写的：“几百年来流行的那种欧洲作为优越文化体的观念，包含着这么一种看法，即欧洲是一个被来自其他地区的致命疾病所殖民化的地区。欧洲自身被想当然地认为是理当免于疾病的。”

在146页写的：“把疾病与穷人——即从社会特权阶层的角度看，社会中的异类——在想象中联系起来的这一事实，也强化了疾病与外国，即与异域、通常是原始地区之间想象性的关联。”

有没有感觉到作者反过来倒过去说的话，似乎只是两种文化意识的辩证。

正如“隐喻”是以他物之名取代此物，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分裂也常常以现象取代本质一样，一切修辞的本质，一切批评的目的，都只不过是——“使词重新返回物，使现象重新返回本质(译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