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五十知天命：薛瑄，理即在气中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对薛瑄的定位是：“薛瑄，在北方开‘河东之学’，门徒遍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柟为主的‘关中之学’，其势‘几与阳明中分其盛’。”同时该书中也讲到了前人对薛瑄的评价：“薛瑄以‘复性为宗’，强调日用人伦，恭行践履，清人视为朱学传宗，称他是‘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为此，赵北耀在其主编的《薛瑄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序言中把薛瑄称为：“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大师，河东学派的创始人。”
关于河东学派，似乎远比不上王阳明所开创的姚江学派。虽然如此，河东学派却与姚江学派共同成为明代理学的两大分支，《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八中有这样的话：“大抵朱、陆分门以后，至明而朱之传流为河东，陆之传流为姚江，其余或出或入，总往来于二派之间。”
薛瑄撰《薛子道论》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子书百家》本，书牌
薛瑄撰《薛子道论》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子书百家》本，卷首
此话称朱子与陆子分成两大派别之后，朱学在明代流传于河东地区，而陆学流传于姚江地区，其他的派别其实也都是这两派的支脉。由这段话可知，河东学派遵奉的是朱子的学说，而姚江学派则是属陆九渊的观念。而《总目》在卷五十八中则更为清晰地点出了薛瑄之学与王阳明之学的脉络与区别：“朱、陆二派，在元则金、吴分承，在明则薛、王尚异，四百年中，出此入彼，渊源有自，脉络不诬。”
薛瑄既然对理学有这么大的贡献，按照传统的观念，他一出生肯定就与凡人不同，果真在《明史》卷二八二中所记载的《薛瑄传记》就提到了这样一句话：“母齐，梦一紫衣人谒见，已而生瑄。”薛瑄的母亲齐氏梦见到一位紫衣特来相见，后来就生出了薛瑄。
薛瑄撰《文清公薛先生文集》二十四卷，明万历四十二年薛士弘刻本
而这个小孩子也从小就超级聪明：“性颖敏，甫就塾，授之《诗》、《书》，辄成诵，日记千百言。及贞改任荥阳，瑄侍行。时年十二，以所作诗赋呈监司，监司奇之。”他这么小的年纪就显现出了记忆力超强的本领，但他最初所学除了儒家经典就是吟诗作赋，但后来他遇到了两位研究理学的老师，才让他改变了治学方向：“既而闻高密魏希文、海宁范汝舟深于理学，贞乃并礼为瑄师。由是尽焚所作诗赋，究心洛、闽渊源，至忘寝食。”
薛瑄的学术观念是怎样的呢？《明史》中称：“瑄学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复性为主，充养邃密，言动咸可法。尝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薛瑄完全是遵奉程、朱之学，他曾说从朱子之后，理学已经十分的宏大，所以用不着再在这方面做出新的研究成果，只要努力学习朱子的著作就足可以了。也正是因为他说过这样几句话，故而后世有些学者评价薛瑄只是继承而无所发明。其中对薛瑄批评较多者，则是黄宗羲，黄在《明儒学案》卷七中说：“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
也正因为黄宗羲有着大儒的身分，而他的《明儒学案》又流传甚广，故黄对薛的评价几乎成为了业界定论。虽然如此，也有人替薛瑄打抱不平，比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八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宗羲生于姚江，……故于薛（瑄）之徒，阳为引重而阴致微辞；于王（阳明）之徒，外示排击而中存调护。”
薛瑄撰《敬轩薛先生文集》二十四卷，明弘治十六年李越刻本
这句话是从属地谈起，因为黄宗羲也是姚江人，所以他在《明儒学案》中对薛瑄以及薛的弟子们多少都有微词，而对于王阳明的弟子却多有回护。对于黄宗羲的这种做法，赵北耀在序言中引用了梁启超在《节本明儒学案·立言》中的一段话：“《明儒学案》，实不啻王氏学案也。前夫子王子者，皆王学之先河；后夫子王子者，皆王学之与裔；其并时者，或相发明（如甘泉之类），或相非难（如整庵之类）。而其中心点则王学也。”
梁启超说的很直率，他说《明儒学案》本是各派大儒的总传，然而实际看来却基本上是王阳明心学的学案，因为里面所录基本都是王学中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黄宗羲就尊崇王学，如此说来，这部著名的《明儒学案》也同样有着门户之见。
对于薛瑄的学术特点，淮安知府田赋在其所撰的《跋重刊读书录后》一文中称：“文清公平生读书，以诚敬为主，本以关闽诸子为法绳，以古圣贤为归宿。故其《录》也，于心身为切要，词不枝蔓，意不幽秘，句不怪诞，明正简易，读者可索而玩味焉。隽永冲足，悠远整洁，如太羹钟镛，非嗜乐之真者弗取。”
田赋说薛瑄的观念就是以诚敬为主，同时恪守张载、朱熹等人的学术观，为此他写出了《读书录》和《读书续录》两部书，这两部书完全可以表明薛瑄的理学思想。
薛瑄撰《读书录》十一卷，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对于田赋的这段叙述，张学智在其所撰的《中国儒学史·明代卷》中说：“此书全从细读精思程朱之书而来，只记自己体验所得，不作理论上的发挥。因为他认为理学之精蕴，朱熹已从理论上发挥殆尽，后人只须验之身心，着实躬行，不必另有发明。故《读书录》中所记，多为对理学重要概念及修养功夫的理解心得，非系统论说。”
张学智的这段话是针对薛瑄的《读书录》而发者，他认为薛瑄的这两部书只是记录读书心得，但在理论上却不搞创新，这也正是薛瑄所说的朱熹已经把理论构建得很完整了，后人只需学习就行了，用不着再搞什么独创。所以，张学智认为《读书录》和《读书续录》只是心得，而不是系统论说。
然而若粗略地翻看一下薛瑄的这两部书，仍从中能够看出他除了遵奉程、朱理学，同时也有着自己的价值独创，甚至有些地方已经突破了朱子的著名结论。比如朱子说这个宇宙是先有理而后有气，这就是著名的“理在气先”说，这里的“理”字就是理学家所言的充斥于宇宙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气”则是世间万物，因此“理在气先”的意思是说，在宇宙间的万物还未产生之前，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已经存在了。同时，朱熹认为真理充塞于“气”间，所以“理”和“气”不能分离。
薛瑄撰《读书续录》十二卷，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薛瑄却反对朱子的这个著名论断，他在《读书续录》卷三中说：“或言：‘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有此理便有此气。’窃谓：理气不可分先后，盖未有天地之先，天地之形虽未成，而所以为天地之气，则浑浑乎未尝间断止息，而理涵乎气之中也。及动而生阳，而天始分，则理乘是气之动，而界于天之中。静而生阴，而地始分，则理乘是气之静，而界于地之中。分天分地，而理无不在，一动一静，而理无不存。以至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理气二者，盖无须臾之相离也，又安可分孰先孰后哉！孔子曰‘易有太极’，其此之谓与？”薛瑄首先引用了朱熹的那句著名结论，而后他说出了自己分歧。
薛瑄认为“理”和“气”不可能分先后，因为在宇宙没有产生之前，如果先有了“理”，那就等于承认“理”和“气”是可以分离的了，这等于是说朱子所言的“理在气先”和“理气不能分离”这两句话之间形成了矛盾。
碑券上方刻着“薛文清公故里”
那为什么薛瑄要强调这一点呢？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则认为：“薛瑄所以不同意朱熹的理先气后之说，当然不是反对理的绝对性，而是在于强调理气‘无缝隙’的这种不可分离的关系，因为这样才能避免理气脱节，使理不致成为‘气之外悬空’之物，而因此理也是‘真实’的。在他看来，道器关系也是如此：‘道器合言，所以真实。’”薛瑄强调这一点的目的，是想解释他所提出的“理”和“气”之间其实没有缝隙，既然没有缝隙，那“理”和“气”就不能分离，因为一旦分离，那“理”就成了在“气”之外的空悬之物。
其实从总的观念来说，薛瑄是赞同朱子的观念，那就是天地间只存在“理”和“气”，他在《读书录》卷一中说：“天地之间只有理气而已，其可见者气也，其不可见者理也。”
进入了荒芜的墓园
那既然天地间只存在“理”和“气”，这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朱熹是将这两者划分为两个单元，用蒙培元在其所著《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一书中的说法：“朱熹实际上把世界二重化了。按照他的说法，应该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观念性的理世界，一个是具体的物质世界。”
既然以此划分出了物质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那必然会产生孰先孰后的问题，而一旦要区分先后，那就陷入了另一个悖论，所以薛瑄要调和这个悖论，因此侯外庐等人认为：“薛瑄强调理气‘无缝隙’，是企图弥补朱学的不足，而非反对朱学。”
阳光之下
既然“理”和“气”不能分先后，那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前面引文中已经谈到了薛瑄给出的结论——而理涵乎气之中也，这就是薛瑄的著名论断，《明儒学案》中所引用的一句话则更明确地表达出了薛瑄的这个判断：“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如太极动而生阳，动前便是静，静便是气，岂可说理先而气后也。”
薛瑄的结论就是“理”包含在了“气”中，所以也就没有了先后之分，而后他又用太极来作比喻：太极不动就是静，而这个过程指的就是“气”。但薛瑄同时强调“理”是绝对的、永恒的，而“气”则是有聚有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