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关于茶的趣事 沈冬梅，话说苏轼与茶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为“苏东坡”。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代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他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开创豪放词风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绘画方面开创了湖州画派。

嘉祐二年（1057）登进士后，苏轼在政坛上大起大落，多次遭贬，“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中年因“乌台诗案”被诬陷下狱几死，谪居黄州；暮年投荒，远贬惠州、儋州。苏轼性情放达，好交友、好美食、好品茗、好山林，在其荣辱相继坎坷颠沛的一生中，一直有茶相伴，茶既给苏轼带来清雅适意的日常生活，也给他的生命体验打开了一扇别致的窗口与境界。

日常在睡足后饮茶，一直是苏轼生活的重要内容，如其在诗中所写，《越州张中舍寿乐堂》：“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留别金山宝觉圆通二长老》：“沐罢巾冠快晚凉，睡余齿颊带茶香。”等等。苏轼一生，或因任职或遭贬谪，到过许多地方，每到一处，凡有名茶佳泉，他都悉心品尝：“我官于南今几时，尝尽溪茶与山茗”（《和钱安道寄惠建茶》）。

苏轼深谙饮茶之道。在《到官病倦未尝会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戏作一诗为谢》中写道：“禅窗丽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饮茶最好的状态是：好茶配好景、好水，更要与“可人”之人一起喝，所用器具亲自打理。此外，“活水还须活火烹”（《汲江煎茶》）。饮完真茶好茶的状态是：“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在品尝之馀，苏轼写下众多的茶诗词文，既写下了他对饮茶一道的独得之秘，更记录了他的生命情感与人生感悟。特别是对茶性与茶叶品质的体悟与认同，在《和钱安道寄惠建茶》中，写好茶的禀性是天然赋与，品质俨然：“建溪所产虽不同，一一天与君子性。森然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 在《寄周安孺茶》一诗中，写好茶之性不可受丝毫污染，犹如廉洁君子之心难与污渎：“有如刚耿性，不受纤芥触。又若廉夫心，难将微秽渎。”而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诗中，更是将好茶与佳人作比，极其形象地描绘了好茶源于其内在的品质：

仙山灵草湿行云，

洗遍香肌粉未匀。

明月来投玉川子，

清风吹破武林春。

要知玉雪心肠好，

不是膏油首面新。

戏作小诗君勿笑，

从来佳茗似佳人。

宋代建安北苑茶，先蒸茶杀青，后研磨成粉末，再压制成团饼，烘焙成茶。虽然宋代上品茶“茶色贵白”，而为了保藏茶叶以及为了使茶饼表面色泽温润，曾经在茶饼表面刷涂膏油，“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蔡襄《茶录》）苏轼以佳人比佳茗，因为佳人之美在于其雪清玉洁的本质，而不可能靠膏油粉籹涂抺而成。此诗落笔诙谐、浪漫，末句“从来佳茗似佳人”成为历代茶人耳熟能详的名句，后来有人将苏轼另一诗句“欲把西湖比西子”与之辑成一联，成为茶联中的名联。

苏轼对茶性与君子之性的认识，在他对茶与墨的论述中，有着更为深刻的体现。赵令畤《侯鲭录》记苏轼与司马光论茶、墨：

东坡与司马温公论茶墨。温公曰：“茶与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予曰：“二物之质诚然，然亦有同者。”温公曰：“谓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性同也。譬如贤人君子妍丑黔晰之不同，其德操韫藏实无以异。”

汉唐以来党争纷纷，宋代党争频繁激烈，庆历以后，党争双方势成水火，各各指责对方小人朋党。司马光是反对熙宁改革和主持元祐更化的主角，在政治主张和政治实践上与王安石尖锐对立，他对茶与墨物性截然相反黑白分明的认识与他的政治性格完全一致。所以司马光上台执政之后，将王安石熙宁改革的各项措施全部一一否定。苏轼则在茶与墨黑白尖锐对立的表象之外，看到了奇茶妙墨皆香这一在本质上的相同，表现苏轼对人性与社会更为深厚的洞察力。所以也就不难理解，苏轼为什么既在熙宁时反对新法，又在元祐时反对司马光完全废除新法，更在此后与王安石和解。苏轼看到茶与墨其德其性相同，可以说他看到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变法与反变法在出发点上的一致。

苏轼还为茶写了一篇拟人化的记传作品《叶嘉传》，以“叶嘉”转称南方之嘉木所产之“嘉叶”茶为描摹对象，刻画了一个胸怀大志，资质刚劲，风味恬淡，厉志清白的君子形象。

自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随着人生境遇的极大改变，苏轼的思想、文风都发生了转变，豪放超逸的人生、政治豪情逐渐收敛，禅机佛理日渐融入自然人生，心境趋于豁然恬淡。而他的茶诗，也在在表现着他的这些转变。《汲江煎茶》写于黄州：

活水还须活火烹，

自临钓石取深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

小勺分江入夜瓶。

雪乳已翻煎处脚，

松风忽作泻时声。

枯肠未易经三碗，

坐听荒城长短更。

前六句描写作者自己月夜临江汲水烹茶的情景，水声用“松风忽作”来表现，隐约映射着作者感到世事无常的心理。“枯肠”在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三碗搜枯肠”句中指枯竭的文思，这苏轼这里，同时还双关指着生理上的饥渴，最初在黄州的生活比较艰难困苦，说自己的身心都不能喝太多的茶，“坐听荒城长短更”，手持茶碗却不能多喝，坐在哪里倾听着偏僻荒凉小城中报时的更鼓之声。境遇悲苦，但却淡然无怨。与《寄周安孺茶》中的“乳瓯十分满，人世真局促”遥相呼应。

在黄州苏轼一家寓居临皋亭，就东坡筑雪堂自号东坡居士，带领全家在临皋亭的东坡开荒种地，以求衣食之温饱，勉力之馀，还种上了茶。在《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诗中，苏轼以略带自嘲的口气记叙了乞茶子种茶的事：“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艺。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庶将通有无，农末不相戾。”

《试院煎茶》诗更是比较明确地写出了苏轼人生态度的变化：“我今贫病常苦饥，分无玉碗捧娥眉。且学公家作茗饮，博炉石铫行相随。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卢仝诗说，喝了三碗茶，就会有“文字五千卷”，而对于经过牢狱生死一线与监视居住，经历过饥寒困苦的生活，致君尧舜豪情被政客玩弄的苏轼来说，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的学问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从容的活着，睡到日高丈五，醒来时有茶喝。

苏轼还从茶具的遭遇上，看到人生的无常与处世的方法。《次韵黄夷仲茶磨》诗从茶臼最初被使用而在茶磨兴起后的弃用，看到事物的有起有落：“破槽折杵向墙角，亦其遭遇有伸屈”。《次韵周穜惠石铫》看到了自古以来，函牛巨鼎大多不能保全，像石铫这样无足的煮水器，倒是一般能够平安存在：“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无脚是轻安。”

苏轼看到自己的人生有似饮茶，甘苦相杂：“东坡先生取人廉，几人相欢几人嫌。恰似饮茶甘苦杂，不如食蜜中边甜。”（《安州老人食蜜歌赠僧仲殊》）

人生坎坷，苏轼更多地转向了佛教，转向了禅理。禅家“平常心是道”给苏轼以平和心灵的解脱之途，他从无奈的人生中渐至旷达之境，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耕生活，并且乐在其中。茶的清醇甘苦隽永之性，与苏轼的人生心境更为契合，在有茶介入的诗文创作中，茶理、禅机、诗境圆融一体，使他的文风与作品醇熟透彻、空灵隽永、朴质清淳，平淡而幽远。如《怡然以垂云新茶见饷报以大龙团仍戏作小诗》：“妙供来香积，珍烹具大官。拣芽分雀舌，赐茗出龙团。晓日云庵暖，春风浴殿寒。聊将试道眼，莫作两般看。”《龟山辩才师》：“羡师游戏浮沤间，笑我荣枯弹指内。尝茶看画亦不恶，问法求诗了无碍。”《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之四：“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腹摇鼻息庭花落，还尽平生未足心。”《赠僧思谊》：“泻汤旧得茶三昧，觅句近窥诗一斑。清夜漫漫困披览，斋肠那得许悭顽。”直至在茶中闻到禅味，如《参寥上人初得智果院会者十六人分韵赋诗轼得心字》：“茶笋尽禅味，松杉真法音”，颇有点茶禅一味的意思了。

在《和蒋夔寄茶》诗中，苏轼嗔责家人用姜盐煎煮建茶是不知爱惜好物：“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煎”，但接着就很豁达地想到“人生所遇无不可，南北嗜好知谁贤”，化着意于物的物我相役为齐同物我的契合如如境界。正如在《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中所论：“达者寓物，以发其辩，则一物之变，可以尽南山之竹，学者观物之极，而游于物之表，则何求而不得？”苏轼寓已于茶，在注重茶的感官享受与审美的同时，以之为格物致知、感悟生命、修证悟道的凭藉。所以苏轼对茶文化的体悟与创作，至今仍能引发人们的共鸣。

（作者沈冬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有：宋代社会历史文化，茶的历史文化与理论，已发表《宋代茶文化》，《茶经校注》，《茶与宋代社会生活》等学术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