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里的山西智慧姜惠源：国语里的山西智慧姜惠源

导 语

第6期

《国语》者，国人之语，是用对话来记录历史的一本书，通过对话来展现西周中期到春秋战国之交，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事件和传说。看了《国语》才能更清楚地意识到语言可以推进历史发展进程，左右历史发展走向，决定历史最终结局。一语可以定荣辱，一语可以定兴衰，一语可以定生死，无论愿不愿意承认，无论是否意识到，历史和命运都会在谈笑之间悄然改变。

据说《国语》的作者是春秋末期大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左丘明，后世许多人觉得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左丘明是鲁国人，在《国语》中《鲁语》仅两卷21个小故事，这可能和鲁国人口不够多、面积不算大有关，然而这也说明作者对鲁国的历史所知不多、感受不深。倒是《晋语》在《国语》中占了九章，是全书绝对的重头戏，其中细节的描述、故事的精彩更不是其他“国之语”所能比拟的。以此推断，作者更像是晋国史官，或者说是左丘明在晋国游学时间较长，获得典籍较多所致。有人总结说，《周语》知心，《鲁语》知事，《齐语》知人，《晋语》知贤。《晋语》中贤者的谋略智慧通过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鲜活，翻卷细读犹如一个个历史场景重演，仿佛一个个贤者的铿锵之声萦绕耳畔，令人欲罢不能、击案叫绝。读完这些贤者的言谈，不得不重新审视历史。在那个儒家学说尚未“独尊”，传统道德价值观尚未定型的年代，除了鲁国的圣人、贤人之外，还有很多贤人在思考，在实践，在摸索，同样闪现着智慧的光芒。而闪耀在晋国的众贤者，无疑是历史长河中最璀璨的那一群。也许这就是孔老夫子终生未履晋国之地的真正原因吧。

一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浮在历史表面的无疑是天子诸侯、帝王将相。《国语·晋语》中通过语言传达的历史信息也同样是这些天子、诸侯、大夫的道德品行、功绩智慧、行为准则、人生感悟。

君主应该是什么样子？孔子讲“君君臣臣”。“君”作为一国一地的主宰，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后人是否也能从中受益？晋国贤者的精妙论述，也许会给人更多启示。

君是相对民而存在的，没有民就无所谓君。所以民本思想在上古文献中多有体现，《晋语》中关于民本的论述更是比比皆是。

首先，谋利为民。

“史苏论骊姬必乱晋”中讲道：

昔者之伐也，兴百姓以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尽忠极劳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内恶其贪，则上下既有判矣。

动员老百姓对外发动战争，如果是为百姓除害，百姓不仅能够欣然前往，而且能够竭尽全力，甚至拼死效忠。如果只是为了满足个人或者少数人的私欲，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百姓内心必然厌恶这些人的贪欲，就必然会和“君”离心离德。所以无论做什么事情，出发点必须是为了百姓。直到如今，这些仍是为官为上者戒。

作为“君上”，私心私欲应尽量减少。

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故长民者无亲，众以为亲。

单纯作为一个“仁者”来讲，就是爱你的亲人，或者如孔子所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行了。但是作为君上来讲，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才能叫“仁”。现在有些人常常陷溺于西方人性论，觉得应该先考虑自己，再谋及家人亲人，而按照这样的逻辑，百姓利益、他人利益肯定是最后一位的。这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也无法解释为国牺牲、为民谋利的大智大贤大勇行为，更不能理解为国为民而“大义灭亲”的举动，因此必然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其次是取信于民。

除暗以应外，谓之忠；定身以行事，谓之信……夫国非忠不立，非信不固。

作为国君要立于诸侯之间，受到百姓拥护，忠信无疑是最重要的。虞国贪图钱财，借道给晋国，致使邻国和自己国家一起被灭，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因为自己的贪婪而导致近邻的灭亡，因为没有坚定正确的原则立场，也给自己带来了灾殃。

一旦背上失信的恶名，国君就很难做了。晋惠公在流亡时，曾用重金贿赂国内臣子并许诺给他们丰厚的封赏，让他们迎接他回国做君王。许诺给秦国五座城池，作为秦国帮助他做国君的报答。可是他一当上国君就背弃了这些承诺，不仅杀死里克、丕郑等当时迎立他的大臣，而且反悔了答应给秦国的城池。当时的老百姓就编民谣嘲讽他：

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得国而狃，终逢其咎。丧田不惩，祸乱其兴。

伪善之人被伪善之人戏弄，结果没有得到良田；奸诈之人被奸诈之人欺骗，结果没有得到财贿；贪心得到国君之位的人，终将遭到灾祸，丢了良田而不接受教训，祸乱就要临头。

“夫众口祸福之门”，民意就是天意，民心向背直接决定了“君”的存亡成败。

是以君子省众而动，监戒而谋，谋度而行，故无不济。

只有知晓民意，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认真谋划才能确保成功。一旦失信于百姓，就算是做好事也不会得到好结果。晋惠公想用正礼改葬共世子（前太子申生），希望以此博得民众好感。结果申生的尸体发出恶臭，此事也被老百姓喷得一塌糊涂，弄得晋惠公灰头土脸。当时郭偃就批评说：

夫人美于中必播于外，而越于民，民实戴之，恶亦如之。

但凡一个人内心美善，必定会表露出来，并且传扬于百姓中间，百姓就真心拥戴他。反过来一个人内心丑恶同样会在百姓中间传播，百姓就会背弃他。就算他想用一两件事情哗众取宠，博人眼球，也终是徒劳。

其实信义的重要性国君都是很重视的。晋文公就用攻打原时“说一不二”来向百姓传播他的“信”。晋文公攻打原，下令携带三天口粮，三天后原人不降服就撤。三天后，原未被攻破，晋文公立刻下令撤军。有人劝晋文公说，原人的粮食不多了，最多坚持一两天，只要我们继续攻打，就一定能攻下。晋文公说：

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

得到了原，却失去了信，凭什么治理百姓呢？信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保障，绝对不能失信。结果晋国军队撤出原后，原人竟然主动降服。信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保障，现在很多人不能深刻理解这句话。作为被统治者，作为国家中的弱势群体，老百姓最好的依仗，就是君主承诺。如果君上说话不算数，信口开河，朝令夕改，老百姓就只能是惶惶度日，战战兢兢，不知何时祸患降临自己头上。老百姓时刻生活在恐惧和动荡中，国家也就乱了。晋文公曾答应楚成王在战场上遇到楚师必定退避三舍。果然城濮之战中，晋文公带兵和楚国大将子玉相遇。晋文公主动退避九十里，结果晋军大胜。

战斗，直为壮，曲为老。未报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众莫不生气，不可谓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

所以叔向曾对赵武说：

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忠自中，而信自身，其为德也深矣，其为本也固矣，故不可抈也。

把忠和信作为根基，是不可能被动摇的。即使遇到大的灾难，不可调和的矛盾，信用也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晋国发生饥荒，晋文公问大夫箕郑：用什么来救灾？箕郑只说了一个“信”字。晋文公十分不解，箕郑说：

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信于君心，则美恶不逾。信于名，则上下不干。信于令，则时无废功。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于是乎民知君心，贫而不惧，藏出如入，何匮之有？

国君真心讲信用，善恶就不会混淆。尊卑名分上讲信用，上下就不会互相侵犯。实施政令讲信用，就不会误时废功。安排民事讲信用，百姓从业就各得其所。这样一来，百姓了解国君的心，即使贫困也不害怕，富裕的拿出收藏的财物用来赈济，如同存进银行一样，那又怎么会穷困匮乏呢？只要有信，内忧外患都可迎刃而解，因此，取信于民是为君为上的重中之重。

再次是善导于民。

子犯和钟

善于引导百姓应该是为君者的一个重要本领。正如子犯对重耳说的那样：

夫长国者，唯知哀乐喜怒之节，是以导民。……民不我导，谁长？

作为“长国者”必须告诉民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做道德的楷模，时代的先锋，遵纪守法的模范。如果为君为上者不能做到这些，那老百姓又凭什么要听他们的？晋文公做了国君后，“利器明德，以厚民性”，然后设置官员教育民众。

夫膏粱之性难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导之，使果敢者谂之，使镇静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则遍而不倦；文敏者导之，则婉而入；果敢者谂之，则过不隐；镇静者修之，则壹。

对于生性骄横的富家子弟，分别让淳朴宽厚、文雅机敏、果断勇敢、镇静沉着的人教育引导他们，并且为他们树立典范，让他们学有榜样。同时还为百姓树立典范，示范引导。臼季向晋文公举荐冀芮的儿子冀缺，晋文公说：“你怎么知道他是一个有德行的人呢？”臼季说：“这个人（冀缺）夫妻二人相敬如宾，不忘恭敬之礼，这是德行中谨慎的表现。办事谨慎，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晋文公就把他任命为下大夫。晋文公这是要在晋国推行和睦相处、恭敬有礼的行为准则。

在虢地会盟时，鲁国人违背自己的盟誓，楚国令尹打算把鲁国派来的使者叔孙豹杀掉。赵文子劝叔孙豹逃走。叔孙豹说，他前来参加会盟仪式是为了国家。如果鲁国有罪，参加会盟的使者逃掉，鲁国一定会被征伐，这就是残害了国家。如果诸侯把我杀了，鲁国也就免于被征伐了。赵文子听了，十分认可，就向楚国令尹求情：

有人不难以死安利其国，可无爱乎？若皆恤国如是，则大不丧威，而小不见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训，何败国之有。

如果以叔孙豹的事情来教育百姓，则人人体恤国家，大国不失威，小国不受欺，国家就立于不败之地。赵文子救叔孙豹，就是要为百姓树立一个忠心爱国的榜样。

最后是顺从民意。

夫固国者，在亲众而善邻，在因民而顺之。

要想国家安定，不仅要与民众亲近，与邻国友善，更要依靠民众，顺从民意。

赵文子成年了，去拜见各路贤良，听取意见。范文子对他说：

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

范文子说古代的君王，国家兴盛是因为封赏直言进谏的臣民，国家衰亡是因为听不进讽谏的意见建议。就算在德政建立以后，还要听取百姓意见。因而让乐人在朝中诵读前世箴谏之辞，让百官献诗讽喻，多听市井传言，从民谣中分辨凶吉善恶，在朝廷上考察百官，在道听途说中了解对官府和政事的毁誉，有过错就改正。可见顺从民意在上古帝王那里就已形成共识。

民之主也，纵惑不疚，肆侈不违，流志而行，无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获追鉴。

赵襄子雕像

作为老百姓的君主，放纵祸乱而不以为错，肆意奢侈而无所回避，任意而行，民心尽失，这就是夏商周灭亡的深刻启示，也是君主失国之血的教训。只有依靠民众，顺从民意才能真正得到百姓的拥戴，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保证君主的身家性命、荣华富贵。赵襄子危难之时，准备出逃，问身边的人该逃往什么地方。身边的人告诉他，“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说，百姓竭尽全力修筑好城池，现在又让他们拼死守卫，谁还肯与君主一起出力呢？随从又说，邯郸仓库里有丰厚的库存。襄子说，那都是榨取的老百姓血汗，现在又把灾祸带给他们，他们也不愿一起出力。最后，襄子决定去晋阳，他认为尹铎在晋阳顺应民意，施行宽政，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他们会愿意和他这个君主一起守卫城池。果然，后来城池被淹，情况危急，却没有一个老百姓叛逃。当年赵简子就告诫赵襄子：

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晋阳为什么是赵氏的大后方，不是因为城墙坚固，也不是因为仓库充盈，而是因为民心所向。因此君主最保险的庇护不是城墙，而是民心。顺应民意者昌，逆民心者亡。

二

做个良臣也不容易。臣是因君而存在的，没有君就没有臣。臣在《国语·晋语》中被称为“事君者”，臣是君的辅佐，君是臣的归属。对于君来说，臣是帮助他治民的民。对于老百姓来讲，臣是君选派来统治他们的助手。那么一个合格的臣子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史黯对此有比较全面的论述：

夫事君者，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择材而荐之，朝夕诵善败而纳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顺，勤之以力，致之以死。听则进，否则退。

作为臣子主要工作就是劝诫过失，鼓励善行，举荐好的而更替坏的，推荐有才能的人，引进品德高尚的人，早晚讲述善恶成败的事迹给君主听，用文德来引导君主，帮助君主实行正道，勤心尽力为君主效劳，不惜以生命来捍卫君主。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臣通过自己的行为帮助君实现对国家和老百姓的统治，而君通过恩宠将手中的权力和财富分享给臣。君主有良臣，国家自然有幸，如果“其上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纵君而无谏臣，有冒上而无忠下”，那也就濒临亡国的边缘了。

正因为臣是因君而存在的，所以君臣关系就成为一对重要关系。事君该事谁？作为“事君者”，对这个问题各有各的解释，充分展现了道德伦理形成之初，人们不同的思考和理解，也体现了人们思想的多样化和社会的包容性。没有哪一种说法被认为是绝对错误的，只要说得有理，都会得到社会的认可。

那么，“事君者”该事谁呢？有人认为：“事君即事人”。晋武公攻伐翼，劝说栾共子不要追随先君去死。栾共子说：

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

君主是给我食禄的人，所以我必须以死报答，不能有贰心。“从君而贰，君焉用之”。在栾共子的心中，君就是那个特定的人，或者那个特定人物的合法继承者。栾共子力战而死，《国语·晋语》中记录了他的言论，可见他的观念是被认可的。

那么“君”真的就是那个特定的人吗？有的人觉得不是。他们觉得“事君即事君”。晋文公回到晋国，曾经两次奉先君之命刺杀晋文公的伯楚求见。晋文公不见。伯楚说，晋献公、晋惠公在位之时，你不过就是蒲人、狄人而已，与我有什么关系？替国君铲除异己，当然要尽最大的努力，岂可怀有贰心？现在你是国君，侍奉你自然也是天经地义，难道你就没有憎恶的人需要我铲除吗？后来有人要火烧文公的宫室，伯楚知道后，及时告诉文公，救了文公一命。伯楚认为国君就是坐在国君位置上的人，谁当国君就应该忠于谁——晋文公觉得也有道理。

“事君不事土”，这个观点乍一听有点奇葩。我是国君的臣子，不是国家的臣子，类似于现在的“世界公民”。中行穆子率师征伐鼓国，俘虏了鼓国的国君，准备把他带回晋国，并下令给鼓国人，不是国君的侍役不得随从。鼓国一个叫夙沙釐的臣子，带着妻女随国君而行，被晋军抓住。他说：

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岂曰土臣？今君实迁，臣何赖于鼓？

我侍奉的是国君，不是侍奉国土，所以叫君臣，不叫土臣。这种说法也许有人觉得有道理，也许有人觉得有失偏颇，不过当时的人是接受的。如果对照今天，就是我追随的是某个领导，而不是公司或单位。领导在我也在，领导走我也走。这种“事君者”也不乏其人。如果是国家就另当别论了。

那么，“事君者”该如何“事君”呢？大家也是各说己见，有些见解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晋献公的大夫荀息、丕郑、里克关于如何“事君”有一段争论。晋献公要废掉申生，立奚齐为太子。丕郑征求荀息的意见，荀息讲：

吾闻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闻违命。君立臣从，何贰之有？

作为臣子，竭尽全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违抗君主的命令就行了，他立谁我听谁的。怎样就叫“竭力以役事”呢？荀息在随后的议论中这样说：

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无不为，忠也。葬死者，养生者，死人复生不悔，生人不愧，贞也。

只要有利于君主及其家族的事情，我就尽力去做，这叫忠；埋葬死去的，奉养活着的，就算死而复活的人也不会感到悔恨，活着的人更不会感到惭愧，这就是贞。“事君”讲的就是忠贞二字，听从君主的命令，按君主的意思竭力去办，力保君主的意图能顺利实现，就是“臣道”。

丕郑对荀息的观点不以为然。他认为君主也是人，君主做事情、想问题也有糊涂的时候。符合道义的，我就听从；不符合道义的我也不会随声附和、阿谀奉承。因为君主的糊涂决定会祸害到老百姓，祸害老百姓就会丧失德行，就是弃老百姓的利益而不顾。这种观点似乎更符合现代人的理念，然而在实际中却难免引起纷争、动荡。

里克的观点是“躺平”。

我不佞，虽不识义，亦不阿惑，吾其静也。

里克虽然嘴上说的是“吾其静也”，但是在整个事件中却显得最为积极。他先后杀死奚齐和卓子两位君主，还杀了他们的母亲骊姬，逼死荀息，可见所谓的“吾其静也”也许只是韬光养晦罢了。他说自己杀死两位国君不是为了谋得厚利，也不是因为奚齐和卓子有什么过错，只是因为其母骊姬害死太子申生，让诸侯国笑话，老百姓憎恨。大家的情绪就像被堵塞的洪水一样，随时都有决堤的危险。一旦决堤，就会给国家带来祸患。因此杀死两位无罪的国君就是要给老百姓出气，宣泄老百姓情绪，从而达到安定民心、消除隐患的目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百姓拥护，诸侯援助，才能实现国家安定巩固。里克侍奉君主就是要让国家安定，诸侯尊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杀死一两位无罪的国君也在所不惜。如此“事君”在当时社会也有很大争议，所以里克最终还是被他亲迎的晋惠公给杀死了。虽然晋惠公说自己很后悔，那又如何？可能晋惠公心中也犯嘀咕，谁知道哪天他也会变成里克手中的“百姓出气筒”。杀了里克固然后悔，不杀也着实不太踏实。

当然越来越多的臣子认为弑君终究不是个好办法，对自己的名声也不好。正如韩献子对栾中行所讲的：

弑君以求威，非吾所能为也。威行为不仁，事废为不智，享一利亦得一害，非所命也。

栾中行拉拢韩献子刺杀国君，韩献子觉得靠刺杀国君来为自己立威是不仁，如果失败更是不明智的。因此弑君是仁者、智者都不会去做的。

有些时候，即使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也不选择弑君。栾书在晋厉公面前诬陷郤至，晋厉公派他的宠臣刺杀郤至等三郤。郤锜要组织族人反抗，被郤至阻止了。郤至说，勇武之人不叛乱，明智之人不奸诈，仁义之人不结党营私。靠国君的宠幸和俸禄得到富贵，又凭借富贵来聚集同党危害国君，这不是国君杀我们杀得太迟了吗？栾书借晋厉公之手杀死三郤，然后又弑杀了晋厉公，迎立了晋悼公。而栾书弑君杀臣竟然未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对于怎样对待自己侍奉的君主这个问题，那个时候终究未解。

那么，臣子拿什么来“事君”呢？作为臣子，到底应该为君主做些什么呢？史黯论良臣说得很坦白：谏过赏善、荐可替否、献能进贤……在《晋语》中，也穿插着其他很多贤者的议论。郑叔詹劝郑文公礼待重耳，郑伯不听，郑叔詹就劝郑伯杀死重耳以绝后患，郑伯还是没采纳。重耳即位成为晋国国君后，攻打郑国，向郑伯索要郑叔詹，郑叔詹欣然前往，并对晋文公讲：“当初我让郑伯礼遇你，是为了避免以后郑国的灾祸，当然让郑伯杀你也是同样的道理。尊重贤能的人而遏制将发生的祸患这是明智，不惜牺牲自己而为国君去赎罪，这是忠心。”他用手抓住鼎耳大声喊道：“以后，竭尽忠心侍奉君主的人，下场将和我一样。”最后文公放了他。文公认可他的智和忠。文公还表彰了赵衰的推贤之德。文公三次任命赵衰担任要职，赵衰都推荐了别人。文公感叹道：

夫赵衰三让不失义。让，推贤也。义，广德也。德广贤至，又何患矣。

推贤举能必须是出于公心，否则就是结党营私。赵宣子曾说：

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也。

叔向说：

君子比而不别。比德以赞事，比也；引党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别也。

因此，真正的为国君选贤荐能、为君办事、为国尽忠是臣子应该做的。如果是为了培植私人力量，结党营私，那就不应该了。

三

君和臣确实难做，就连做普通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国语·晋语》中也提到很多做人道理。可以看出，晋国人在仁义礼乐等方面的认识，为鲁国的儒家文化提供了很多养分。

做人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祁奚推荐儿子祁午代替自己的职务，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很优秀。

午之少也，婉以从令，游有乡，处有所，好学而不戏。其壮也，强志而用命，守业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镇定大事，有直质而无流心，非义不变，非上不举。若临大事，其可以贤于臣。

祁午小的时候听话（婉以从令），知礼（游有乡，处有所），好学（好学而不戏）。长大以后，博闻强记，完成使命，坚持学业，不骄奢淫逸。等到加冠成人，温文尔雅，恭敬有礼，对小事仁义有耐心，临大事镇定不乱。品质正直朴实，不好高骛远，放纵不羁，不符合道义的事情不会去做，不奉长上的意志不行动。祁奚对祁午的夸奖，应该是当时父母心中好孩子的形象。望子成龙，自古有之，难免有溢美之词，可也能从中看出古人对子女的期望和今人似乎相差无几。

再听听范献子的自我评价。他说自己：

居处恭，不敢安易，敬学而好仁，和于政而好其道，谋于众不以贾好，私志虽衷，不敢谓是也，必长者之由。

处事恭谨，不贪图安逸，不草率行事。认真学习，做事仁义。以和为贵，追求正道。为百姓谋利而不刻意讨好谁，自己有再完善的想法筹谋，也不自以为是，一定要听取长者的意见。范献子给自己下的评语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范宣子认为，这样也仅仅是免于杀身之祸而已，还算不得做人的楷模。那么怎样做才算到位呢？赵文子和叔向在晋国大夫的墓地九原，对晋国历代大夫进行评价时，赵文子觉得晋国大夫中值得作为楷模的只有范武子：

纳谏不忘其师，言身不忘其友，事君不援而进，不阿而退。

向国君进谏，不忘是师长的教导，说到自己的长处，不忘记夸奖朋友，事奉国君不援引私党而能推举贤人，不阿谀奉承而能斥退不肖。也许这就是士大夫阶层的做人标准吧！不过能做到这些也真应该算是贤人，范武子死后还能得到后辈的高度评价，也算是死而不朽了。至于叔孙穆子说“其身殆矣，其言立于后世，此之谓死而不朽”，说的只是立言，算不上做人的标准。

春秋乱世中，任何人的性命都是没有保障的，无论你是国君、大夫还是草民，都可能因一言一行而命丧黄泉。因此，避祸免身是做人的一个重要课题。如何才能避祸呢？《晋语》中主要讲了几个原则——

一是低调。范文子得意扬扬地告诉父亲武子：朝堂之上，有位秦国的客人说谜语，大夫们都答不上来，我答对三个。范武子一听十分生气，他教训儿子说，大夫们不是不知道，而是出于对父兄的谦让（而不说出）。你一个小孩子，竟然三次在朝堂上盖过大家，要不是我还在晋国，你就离死没几天了！说完还气愤地拿着手杖追打范文子。可见中国人的低调、谦让不是与生俱来的，是被恶劣环境逼出来的。你若敢于冒尖，你若比别人强，就会有生命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有血的教训。有个叫伯宗的人，下朝后很高兴。他妻子问他为什么这么高兴。他说我在朝堂上发表议论，大家都说我机智善变像阳处父。他妻子说，这个阳处父华而不实，言多而无谋，招来杀身之祸，你像他有什么高兴的。伯宗心中不服，对妻子说，我请大夫们来家里喝酒，你听听我们的谈论。酒宴过后，他妻子说，众大夫确实都不如你，可是人们怎么会容忍一个比自己强的人长时间在自己之上呢？灾难很快就会降临到你头上，你赶快安排后事吧！果然没过多久，大夫们就因嫉妒而诬陷并杀死了伯宗。所以，范文子打仗胜利归来，等到主帅郤献子进城后，才随后跟进。范文子对父亲说，统帅军队的主帅是郤献子，如果我先进城，晋国百姓就会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我身上。他父亲听了很高兴，说你小子终于不怕有大祸临头了。朝堂上，晋景公宴请参加战斗的有功之臣，大家纷纷推功于上。中军主帅郤献子说是国君英明，上军主帅范文子说是中军指挥得当。下军主帅说，他是听上军主帅的命令而获胜。这也算是一种低调吧！虽然有些刻意，可大家都是为了保命，也无须苛责他们。

避祸的第二个原则是崇礼守义。赵文子在家盖房子，砍削椽并加以磨砺。张老准备到赵文子家拜访，看到这种情形就返走了。赵文子听说后，赶快跑到张老家里问他自己是不是有什么过错。张老说天子盖房子，椽不仅要砍削磨砺，还要用密文石细磨。诸侯盖房子，椽要砍削磨砺。大夫盖房子，椽只需砍削——

备其物，义也。从其等，礼也。今子贵而忘义，富而忘礼，吾惧不免，何敢以告。

赵文子回去后，要求匠人立刻停止磨砺。匠人建议把原来磨过的都砍了。赵文子说，就这样，让别人都看到，削砍的是仁者所为，磨砺过的是不仁者所为——以此警示自己也警示别人。

不仁不义之人，优点越多，死得越快。

智瑶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

智瑶这个人有五大优点，一个缺点，而这个缺点就是不仁义，做事不仁义，所有的优点就都成了他欺凌别人的工具，让他掌管宗族，必然不能长久。果然最后智伯被韩赵魏三宗联手灭族。

避祸的第三个原则是不贪。魏舒以不受贿而闻名于诸侯。有个梗阳人有狱讼，托人向魏舒行贿，魏舒竟然就答应了。叔宽不忍心魏舒这样玷污了自己的名声，利用吃饭的时候劝诫魏舒。魏舒见他吃饭时连续三次叹气，就问他为什么。叔宽说，“我这种小人物贪心不足。饭菜刚端上来，担心不够吃，因此叹息。吃到半饱，又觉得您是晋国的正卿，饭菜怎么会不够吃呢！不免又一声叹息。看到正卿您刚刚吃饱就把碗放下了，难免又一声叹息。”“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但愿我们小人的胃口像君子的心思一样，刚吃饱就知足了。魏舒听了说，讲得好。于是就拒绝了梗阳人的贿赂。

避祸的第四个原则是不积怨。智襄子从卫国返回晋国，在蓝台和三个卿大夫宴饮。智襄子戏弄韩康子（韩虎），还侮辱魏桓子的辅相段规。智伯国对智襄子说，“你在宴会上侮辱人家国君和辅相，还说他们‘不敢兴难’，连蚊虫、蚂蚁、黄蜂、蝎子这类小东西都能伤害人，更何况是君主、辅相呢！”几年以后，晋阳之乱，段规果然率先发难，将智襄子杀死于乱军之中。

智伯国还给智襄子讲了三个小故事，对后人同样有启迪。一是晋景公后期，郤氏专权，与长鱼矫争夺田产，将长鱼矫和他的父母妻子绑在车辕上。到晋厉公时长鱼矫进谗言杀死三郤，灭了郤氏家族。二是赵文子的母亲孟姬与赵婴私通，而赵婴被其兄赵同、赵括放逐。孟姬便向晋景公诬告赵同、赵括谋反，二人被杀。三是栾盈的母亲叔祁与人私通，栾盈对此不满。叔祁便向其父诉说栾盈要作乱，栾氏因此被灭。因此，小怨大怨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不积怨是免祸的重要前提。

避祸的第五个原则是警戒。避祸不仅是有祸患时躲避祸患，而且要时时警醒自己远离祸患。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时说，一定要拆毁那里的壁垒，看到那些壁垒就像看到仇人中行文子和范献子一样。之后赵简子到晋阳一看，尹铎不仅没有拆除壁垒，而且还加高了，十分生气，要杀尹铎。邮无正对赵简子说，“想到快乐的事就高兴，想到祸难的事就引起警戒，这是人之常情。尹铎增高壁垒就像老师在不断警诫你一样，是为了赵氏远离祸患呀！如果惩罚他，那就是惩罚善行。”赵简子一听就奖赏了尹铎。时时利用祸患警诫自己，可以远离祸患，这也许就是这个故事的要义吧！

祸患是人们都想避开的，福禄是人们都想得到的。怎样得到福禄呢？想要得到幸福，最好的办法就是积德！你想要得到什么，就必须先付出什么。正如赵衰对重耳所讲：

将有请于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

要有求于人，必须让人接纳你的东西。要想别人爱你，你必须先爱别人。自己对别人没有恩德，却想从别人那里得到点什么，不仅很难，而且是罪过。所以正如范文子所说，“天道无亲，唯德是授”。

夫德，福之基也，无德而福隆，犹无基而厚墉也，其坏也无日矣。

不是因为德行而获得的幸福，就像没有根基的高墙，说倒就倒了。

那么怎样就算积德呢？郑叔詹说：

亲有天，用前训，礼兄弟，资穷困，天所福也。

其实一句话就是向好！遵照前贤的教诲，亲近上天保佑之人，礼敬兄弟，资助困境中的人，上天就会赐福。赵简子的家臣少室周，与牛谈比力输了之后，主动要求将车右的位置让给牛谈。赵简子答应了，随后就把少室周任命为总管家——他觉得少室周能够唯贤是事。少室周不会想到自己的善行反倒给自己带来了回报。只要存心向好，与人为善，福德就会总是追随着你。

赵简子墓出土车马坑

另一条祈福之道应该是向善。赵简子感叹：“鼋鼍鱼鳖，莫不能化，唯人不能”。窦犨对他说，君子哀叹没有人才，不哀叹没有钱财；哀叹无德，不哀叹得不到荣宠；哀叹名声不好，不哀叹年寿不高。范氏、中行氏不体恤百姓，想在晋国专权，如今他的子孙只能跑到齐国去耕田，就像祭祀宗庙的牛跑到田地里去耕种。人的变化又哪天不在发生呢！一个人只要一心向善，他的福德就会日益积累，尽管不能看到明显变化，其实却是每日都在变化（增多）。如果你平时不能积德而福禄突然降临，只不过是幸运罢了。

夫幸非福，非德不当雍，雍不为幸。

董叔想娶范献子的妹妹为妻。叔向劝他，范氏富贵，还是退掉这门亲事吧！董叔说他正想借婚姻攀缘而上呢。后来，董叔的妻子向范献子诉苦，说丈夫不尊重她。范献子把董叔吊在院中槐树上，恰好叔向经过，董叔赶快央求叔向替他求情。叔向说，“你想攀的高枝攀上了，想得到的也得到了，还求什么情呢？”无论是嫁入豪门，还是娶豪门小姐，无论投机钻营，还是巧取豪夺，不是靠积德得来的福禄大都会伴随尴尬。

祈福之道第三是向学。范献子诫人自觉向学：

人不可以不学……人之有学也，犹木之有枝叶也。木有枝叶，犹庇荫人，而况君子之学乎。

学习也是积德。范献子的比喻很好，人的学问就像树的枝叶一样，枝叶尚能给别人提供荫凉，学问也一定能帮到别人，大学问还可能改变这个世界。因此，向学也是得到福禄的一个正确途径。

《国语》中的山西智慧还体现在很多字里行间，因为学识浅陋，钻研不够，先列举这些，以期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