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最新讲财经：周天勇强刺激与弱结果

文 |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笔者按：因2022年经济增长受到疫情的影响较大，按照学理，三年疫情后，2023年前半年经济应该有较大的反弹，国内外各研究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展望也较乐观，将本年的增长速度预估为6%左右。然而，从1到5月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统计数据看，经济恢复比预测的还是有差距，未来经济继续下行的压力还是较大。应该怎样稳定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中运行，一些学者建议进行大力度的体制改革，才能释放生产和需求侧的经济增长潜力；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体制改革远水不解近渴，应当进行宏观总量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强刺激，才能将中国经济增长从向低速下行拉起、支撑和稳定在一个合理水平上。对此，笔者将开一专栏，写一系列短文，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对策。今天发出之一。

强刺激与弱结果：可能并不显著地增加民企投资和居民消费

周天勇

从未来的经济发展看，后面我会提到未来供给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增长潜能。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是总需求不足，其中2022年居民消费支出和教育医疗民生支出占GDP比例分别只有28%和5%左右。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43%左右，居民储蓄流入间接和直接投资需求占总投资的比例也较低。因此，生产能力过剩，增长下行压力大，最为主要的问题还是居民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

在特长计划行政和市场调节二元体制渐近转轨的我国，总量性的财政主要是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每亿元基建投资的劳动支出成本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45%左右，随着技术和装备的进步，降低到目前的20%左右，就业功能在逐步地减弱，投资在居民消费部分的流量在萎缩；并且公路、高速、高铁、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供给已经趋于饱和，其中许多经营项目亏损，而且公共和准公共基础设施投产后增加持续就业的功能有限。

二是这种基础设施投资流入民营企业制造业、服务业，特别是流入中小企业的比例很小；流入国有企业的，效率较低、浪费不小和漏损较大。投资在“财政债务—公共和准公共设施建设—地方投资平台——国有建设企业”中内循环，并没有形成从财政政策能够流入居民水平和民间投资的良性经济循环。

总量性的债务、信贷和货币政策也是如此。

一是不论称之为财政政策货币化，还是货币扩张与财政操作相结合，国债、专项债务和企业债等，大多是政府和国企项目，民营企业获得的债务流量比例较小。特别提高财政赤字率、扩大国债和地方债规模，按照国家所有和公共及准公共性质，国有资产不能流失到民营企业和居民家庭之中，其绝大部分流量无法增加民营企业的流动性，也没有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和家庭投资需求的功能。

二是每次信贷扩张，资金绝大部分没有流入民营企业，对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和中小微投资创业需求作用微弱。信贷扩张，因贷款企业大小之分、国有民营差别对待，加上银行民营企业信贷风险责任终身追究制比国有企业严厉，如果贷款不良1%为正常，则信贷员对民营企业100笔贷款出一笔不良的概率就成为100%，而大部分信贷员终身信贷数量不可能低于100笔。对此规则，信贷机构和人员的应对行为是，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贷款，尽量不贷。甚至，将款贷给小贷公司，再让民营企业到小贷公司贷款，银行稳赚而无风险，中间产生了寻租机会，信贷机构及人员放贷风险却降低，而贷款民企的资金成本则上升。

银行借贷给国企的资金，数量规模大、运营成本低，即使国有企业效率低、贷款项目发生不良，其机构和人员都没有责任。从统计局的统计看，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几百万左右，从国资委和财政部的统计看，就业人数大约在3000万人左右，并且每年还在减少。因此，每次总量大规模刺激，不论是扩大信贷规模，还是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或是财政扩支与债务扩大相配合，强刺激流动的最终结果：一是流动性和资金集中于效率较低的政府项目和国有企业之中，启动民间投资、增加就业收入和增强居民消费的功效不大；二是从供给与需求看，国有企业上游产业如同2009年以后，刺激过后，产能更加过剩，公共和准公共基础设施也会供过于求，因为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民企投资和居民需求，甚至使其相对收缩，使后来的增长在需求侧更加乏力；三是每一次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强刺激，投入的货币往往会在财政与政府公共和国有企业经济体系中内循环，在政府、国有企业和金融体系中内循环，没有外溢到民企投资和居民需求增加方面；四是每一次财政和货币强刺激，民营经济、家庭收入和居民消费的比例大概率会下降，而国有经济的比例大率会上升。

因此，恢复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还是需要强力推进体制改革为主，配套经济政策刺激为辅。

对此主题，将在后面的短文中继续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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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勇谈经济（侵删）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