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阳为什么建造古墓揭秘？真实的王重阳和活死人墓

每一个读过金庸小说《神雕侠侣》的读者，想必都不会忘记重阳宫边那座“活死人墓”——

原来这活死人墓虽然号称坟墓，其实是一座极为宽敞宏大的地下仓库。当年王重阳起事抗金之前，动用数千人力，历时数年方始建成，在其中暗藏器甲粮草，作为山陕一带的根本，外形筑成坟墓之状，以瞒过金人的耳目，又恐金兵终于来攻，墓中更布下无数巧妙机关，以抗外敌。义兵失败后，他便在此隐居。是以墓内房舍众多，通道繁复，外人入内，即是四处灯烛辉煌，亦易迷路。

这座活死人墓并不是金庸瞎编出来的，丘处机在历史上实有其人，王重阳和活死人墓也确实见之于道教典籍，可以肯定确实存在过。对王重阳的记载，比较可靠的文献材料有元代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刘志玄、谢西蟾合编的《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以及李道谦所编《甘水仙源录》等等。

在这些传世资料中，王重阳的形象并不是那么伟大。没有林朝英的浪漫故事，也没有中神通的神奇武功，他生活在纷争的乱世之中，生前各种不如意。他去世后被尊为全真教五祖，有丘处机的很大功劳——从某种角度上来看，他和丘处机，就好比孔子和子贡。

重阳宫

王重阳的前半生比较平凡，没有做出什么显赫的功业，甚至看不出能做出显赫功业的样子。 宋徽宗正和六年(公元1112年)，王重阳出生于陕西咸阳大魏村。这个时候还不能叫他王重阳，重阳子是他后来的号。他最开始的名字叫王中孚，后来改名王世雄（李道谦说是改名王德威，字世雄），再后来他又改名王嚞。据说他“母孕二十四月而生”，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这是不可能的。

在《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中，王重阳是个“异人”。他身高六尺多，有一把大胡子（美须髯），眼睛比嘴还大。他读过书，能通经史，身体也很强壮，善骑射，膂力过人。《甘水仙源录》说他“捐文场应武举”，大约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文科举和武科举都考虑过，最后都没成。左洪涛说他“考取了刘豫所建的‘大齐’国武举，名中甲科”，真实性存疑。

当时“中原多事，秦陇纷扰”，他就搬到了终南县刘蒋村，行事放旷，自称为“王害风”。这时候他有了访道之心，很巧的是，金正隆四年六月，他在终南县甘河镇酒肆里遇到两个仙人，得到他俩所传的道法。这俩人中有一位是吕洞宾，另一位一般认为是钟离权，这两位都是八仙中的人物，后来成了全真教的“五祖”之二。后来，他在甘河镇又遇到了刘海蟾，这几次遭遇就是著名的“甘河遇仙”。大定元年，王重阳在终南县南时村挖了一个活死人墓，四角各植海棠一株。这就是金庸小说中活死人墓的由来。两年之后，他觉得这个活死人墓没什么意思，自己动手把它填掉，重新回到刘蒋村结庐居住。

如今重阳成道宫的活死人墓

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离开陕西云游到山东宁海传教，遇到了富户马钰，后者出资为他修了“全真庵”，成为他事业的转折点，后来马钰和妻子孙不二都拜入王重阳门下。三年之后，王重阳去世于从山东回陕西的途中，终年五十八岁，离他遇仙刚好十年。据说他在五十出头的时候曾经于终南山太平宫壁题诗“害风害风旧病发，寿命不过五十八”，准确地预计到了自己的寿命。

王重阳传教时间只有十年，其中在陕西的七年没有什么效果，在山东的三年比较成功。他能够名满天下，全靠后来全真教门下弟子们的功劳。在接近一百年后的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应全真掌教大宗师张志敬的请求，第一次大规模追封全真教五祖七真。分别是：

五祖：东华教主，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

七真：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

这七真的名字，想必金庸作品的读者都不会陌生。金庸对全真教的描述并非任意想象出来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正是从金庸笔下才知道有个全真教。就连那位在小说中暗暗爱慕小龙女的尹志平，历史上也实有其人，他是丘处机座下弟子，全真道第六代掌教宗师，金元时期著名道士，八十三岁去世，曾经写过《北游录》《葆光集》。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以生花妙笔重新设计了一个王重阳。除了身为全真教领袖这个身份以外，很少有什么描述和文献资料相符。

抛开王重阳的“武功”不谈，所谓活死人墓实际是王重阳一个人挖掘出来的地穴，《重阳成道宫记 》说“自掘一穴，起封数尺，如马鬣之状”，规模并不大，恐怕只能容纳一两个人，因此两年之后他自己一个人就轻轻松松把这个墓给填平了。小说中的活死人墓则是“动用数千人力，历时数年方始建成”，甚至还设置有两万斤的断龙石。

在历史上，重阳宫和活死人墓并不在一个地方，活死人墓在南时村，而重阳宫是王重阳去世十五年后，在刘蒋村建成，这也和小说中两者同处一地的描述不同。

重阳宫

为了“包装”王重阳，金庸可谓苦心孤诣。《神雕侠侣》第四回中用了一首诗，是林朝英与王重阳赌斗时用手指刻在石头上：

“子房志亡秦，曾进桥下履。佐汉开鸿举，屹然天一柱，要伴赤松游，功成拂衣去。异人与异书，造物不轻付。重阳起全真，高视仍阔步，矫矫英雄姿，乘时或割据。妄迹复知非，收心活死墓。人传入道初，二仙此相遇。于今终南下，殿阁凌烟雾。”

这首诗倒不是金庸编出来的，它本是《甘水仙源录》所记载的《题甘河遇仙宫》，写这首诗的人是元代正奉大夫参知政事商挺，金庸从中截取了一大部分。从这首诗歌来看，王重阳只是道教高人，而非金庸小说中所渲染的抗金志士。郭旃在《全真教的兴起及其与金王朝的关系》中批评说，王重阳是一个“未为南宋守节，追求功名利禄的汉地士人”，其论断建立在王重阳应“齐国傀儡政权的科举”的基础上，这个基础是否牢靠，尚且存疑，但身为道门中人，王重阳本人对宋金之争不感兴趣还是能看出来的，小说中王重阳起事抗金一说，概属虚构。至于王重阳和林朝英的感情，那更是金庸的构思结果了。

那么，金庸为什么会虚构出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活死人墓、这样一个家国情长的王重阳？

我们应该把《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放到当时的时代环境之中去审视。首先，作为作为商业文明的产物，金庸用“武侠”迎合了世俗的喜好，满足了读者们渴望力量、渴望行侠的潇潇洒洒白日梦，把王重阳、郭靖、洪七公、张无忌、令狐冲等“大侠”包装出来，推向大众，这是“成人的童话”，也是严酷生活现实之外的小小桃花源。因此，他需要用传奇的故事、曲折的情节、浪漫的爱情来投合读者的期望。生活在宋金之争的特殊年代、经历不凡的全真教祖师王重阳具有被利用、被改编的空间。

从金庸的创作阶段来看，这两部小说都属于“射雕三部曲”，前者连载于1957-1959年的《香港商报》，后者连载于1959—1961年的《明报》。金庸1924年出生，创作《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时，不过三十来岁，正是年富力强、雄心壮志之时，因此小说中多有锐气——不但选择了宋金、宋元激烈斗争的历史空间，还要突出侠义、忠孝等中国文化精神。比如在《神雕侠侣》中，郭靖面对忽必烈朗声道: “郭某纵然不肖，岂能为昏君奸臣所用?只是心愤蒙古残暴，侵我疆土，杀我同胞，郭某满腔热血，是为我神州千万老百姓而洒。”因此严伟英在《金庸小说创作的思想历程》中认为金庸在1959年以前创作的小说强调救世思想、生活中遵守正统文化的道义要求，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义处世。此时金庸想要塑造“大侠”，他们精神崇高，力量强大，对生命有感受力，对社会有责任心。因此全真教祖师王重阳就被金庸强化到正义一方，以图获得读者的更强烈认可。王重阳摇身一变成了抗金义士，原本只是随性为之的活死人墓变成了暗藏器甲粮草的大墓，这都渲染出王重阳的英雄气质。

为了勾起读者的同情，金庸还偏偏要把这些人中龙凤的“大侠”推进情义、忠奸、正邪、夷夏的巨大矛盾之中，无论他们向左走还是向右走都面临煎熬和痛苦，加深英雄的悲剧性：王重阳与林朝英之间的不可得之“情”，王重阳救国无望的不可得之“忠”，好在英雄就是英雄，哪怕身处逆境也能积极进取，杨过在惨痛之于修炼出“黯然销魂掌法”，和王重阳举义失败，愤而隐居在这活死人墓中修炼出盖世神功是相通的。这样一来，无论是由身份危机而造成的痛苦折磨，还是锐志进取所引起的敬仰，都能够获得华人社会的强烈共鸣。

最值得强调的是金庸创作武侠小说时的文化氛围。香港原本和大陆紧密相连，文学运动息息相通，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这种联系突然减弱，使脱离文化母体的香港在制度、语言、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异常”被放大，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身份意识混乱令香港陷入非古、非中、非西的“文化虚根”状态，香港文学被迫重新探索自身身份。正如同台湾文学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现了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等一系列思乡主题的作品，金庸选择中国历史为创作主题，也是在明晰自身的中华身份，表现出对母体文化的强烈认同渴望。

金庸以一种“文化贵族”的手法，在武侠小说中重新建构了具有浓郁中国气息的古典传统。他利用自身扎实的古代文化素养，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等作品中描绘出一个瑰丽的古代世界：黄蓉不但能做出经典名菜“二十四桥明月夜”，还能在渔樵耕读面前以“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居焉得许多鸡”相诘问，全真七子谭处端临终时诵咏“手握灵珠常奋笔，心开天籁不吹箫”，一灯大师身边的朱子柳把唐朝褚遂良《房玄龄碑》和张旭的《自言帖》化入武功中，儒释道、琴棋书画、酒食礼俗等等文化资源都被金庸整合进武侠小说中，那么，王重阳和全真教出现在金庸小说中也就非常自然了。

房玄龄碑

值得感叹的是，为了塑造出“侠”的正义形象，青年金庸把王重阳涂抹成了一位武功绝顶、有情有义的高士，塑造出一个朴实无华的英雄，但金庸终于慢慢放弃了英雄。在1969年到1972年间创作的《鹿鼎记》里，这种壮怀激烈消失了，韦小宝不再是义士、英雄，他甚至连武功都是三脚猫水平，与郭靖和杨过这样的“侠”有天壤之别，他是个“士可辱而不可杀”的“反英雄”。从“侠”的歌颂到“侠”的没落，这十来年间金庸的思想变迁是个很有意思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