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宁古卫城千年海丝世遗泉州 略谈南外宗对泉州的影响

文/傅金星

“沉东京、浮福建”已流传了七八百年了，指的是宋代汴京沦陷后，福建的历史地位逐渐上升。这在当时是朝野皆知的历史事实。而福建上升最显著的又首数泉州，其政治地位如同陪都，经济地位成为朝廷的重要依托，文化发达、军事加强。乾道间王十朋知泉州，公然在衙门挂联：“八闽形胜无双地，四海人文第一邦。”

泉州地位的提高，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南外宗入泉。

一、南外宗入泉后的社会变化

宋代景祐三年（1036年），赵氏皇族为加强宗室的管理，置大宗正司。随着宗室外居者日多，崇宁三年（1104年）又置南外宗于南京（今河南商丘），置西外宗于西京（今河南洛阳），以管理外居宗室。靖康之难，汴京陷落，大宗正司移江宁，南外宗正司移镇江，再移明州，建炎三年（1129年）移泉州；西外宗正司移扬州，再移泰州、高邮，也于建炎三年移于福州。

南宋迁都临安，政治中心南移，泉州成为赵宋宗室的避居地。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金兵又一次大举南侵时，高宗急“令六官自温州泛海往泉州”（《宋会要辑稿·职官》）。当北方遭受金兵蹂躏，兵连祸结之际，泉州却是远离战火，偏安一隅的和平环境，赵宋宗室正是基于这一点而大量入泉的。宗室定居泉州，无疑会引起一大批官绅士庶涌入泉州，引起泉州人口急剧增加。就南外宗而言，建炎中有宗子三百多人，至嘉定中已增至二千多人，绍定时又增至三千多人。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泉州管辖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七个县，“皇朝户：主五万二千五十六，客四万四千五百二十五”（宋《太平寰宇记》102卷)。主客户共九万六千五百八十一户。主户指有土地者，客户指没有土地者。以当时的户、口比例推算，泉州七县约有人口五十二万一千五百人，市区约五万人。

淳祐年间，泉州户口增长了近三倍，共二十五万五千七百五十八户，主户一十九万七千二百七十九户，客户五万八千四百七十九，约合一百三十二万九千九百多人，按各县等第推算，晋江县约十万一千三百户，五十二万六千七百多人。市区约七八万人口。王象之《舆地纪胜》成书于嘉定年间，记述当时“城内画舫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人”。这个数目应是晋江全县的人口。

人口的增加不是单一现象，而是社会发展的综合现象。一方面它增加消费，刺激消费需求；另方面，社会相对稳定，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贸也相对得到发展，在泉州不断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为泉州港的繁荣奠定物质基础。

二、对“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作用

南宋时期，北方金人入侵，兵祸战乱，使江、淮、两浙地区，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对外贸易港口也因此发生根本的变化。

北宋时期，广州、杭州、明州均置市舶司，成为“三司”，掌握海外贸易十分之八九，尤以广东为最盛。

南外宗迁入泉州后，政治中心又移至临安，泉州港运入的大批海外奇珍和最大的购买力集团不仅拉短距离，而且皇室互相沟通。而杭州、明州遭到战火威胁一蹶不振，泉州港遂取代了杭州、明州的地位；南宋中叶更超过广州而居全国首位。绍兴末年泉州、广州两市舶的净收入增至两百万缗，约占当时南宋朝廷年度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阿拉伯商人普罗辛来泉卖乳香价值三十万缗，蕃商有发海舶八十艘者，死后家中尚有“珍珠一百三十石”。庆元间提举市舶司的赵汝适著《诸蕃志》，记载着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亚非国家有五十八个之多。

宋朝廷对泉州市舶资本的大力支持。建炎二年(1128年)，朝廷付福建度牒，师号二十万贯，付两浙十万贯，充市舶本钱。南宋前期度牒每道约三十贯至二百贯，师号稍高。到了乾道三年(1167年)，朝廷又从福建泉、漳、福、建等州和兴化军的上供银内，拨出二十五万贯，专充抽买乳香等本钱，泉州市舶本钱又再度提高。由于朝廷组织行政机构和财政上的支持，高宗、孝宗、光宗三朝持续发展，海外贸易急速增长，泉州港迅速崛起。

泉州对外贸易和泉州港的发展，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和整个东南沿海几个省和周围几个县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出口提供商品有密切的关系。单在闽南一带，自唐至宋已逐渐形成泉州港成为对外贸易的腹地。农业生产经济作物如桑麻、木棉、苧葛、甘蔗、荔枝、龙眼等。手工业制品如陶瓷、造船、纺织、冶铸等，都随着海外贸易的需要而发展变化。

唐时泉州每年要向朝廷纳贡木棉、土布。宋代，植棉纺织进入全盛时期，改进了纺织工具，出现了脚踏纺车，印染技术也大大提高，并出现纺织商品专业户。丝绸棉布的大量出口，在欧州、亚洲、非洲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条航运线就是后人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福州郊区南宋黄升墓，出土一批纹丽质薄的丝织品，丝品上有“宗正纺染金丝官记”字迹，证明这些纺织品和宗正司有直接关系。黄升的父翁，先后任过泉州市舶司、南外宗正司职务，这些丝绸制品就是当时提供皇室享受和出口贸易的商品，也就是蜚声中外的“泉缎”的实物见证。

其他如瓷器生产，造船等都为诸蕃所需求。

在政治上给予泉州“存恤远人，优异推赏”的特殊政策，如绍兴六年(1136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市舶司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宋史·食货记》)大食蕃客普罗辛得补承信郎。再如乾道三年(1167年)，占城使者和淳熙五年(1178年)三佛齐使者要上京进奉，朝廷都“诏免赴阙，馆于泉州”。这些措施，大大促进海运丝绸贸易。

宗室在泉州多了，对蕃舶征收的税钱，一部分就截留为支付宗室的奉给，但如廪给不如期付时，就会增加当地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宗室中人也不是人人都守法、持正，有的流为猥贱，甚至抵法冒禁，夹势为暴都有。但这些现象和南外宗移泉州对泉州所起的促进作用比较，无疑是属于支流。至于为非作歹者不是设南外宗的产物，如广州并不设南外宗或西外宗正司，而广州官吏对外商的侵渔，有时比泉州更甚。大食蕃客普罗辛在泉州和广州的不同遭遇就是典型事例。普罗辛在绍兴元年(1131年)载运大象牙二百九株，大******三十五株到广州，价值五万多贯，广州市舶司不但没有给于官职，却肆意克扣其本钱，且讼久不决，直至下诏御史同王师心往广州问询；中间地方官又施展诡计，拖直到绍兴四年才拿到本钱，普罗辛用这些本钱置大银六百锭及金银、器物、布帛欲回，不料七月初又被武装强盗上船劫走，还砍伤蒲罗辛及其蕃仆，而普罗辛于绍兴六年招船舶到泉州，却得到承信郎的官衔。

自泉州设市舶司至宋末，市舶司提举有104人，市舶司监务10人，干办11人，其中宗室提举9人。在这9人中有明显政绩载于志书上的就有6人，说明南外宗在整饬泉州市舶方面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促进了泉州港的发展。

三、南外宗人治泉州的政绩和功业

南外宗人治泉州，除知州事外，还有提举市舶司、知南外宗正事。政绩显著，立传载入府志者，知州事6人，提举市舶6人，祀名宦6人，其比例超过50%。说明南外宗人治理泉州大都以节操自励，力施善政。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赵令衿知泉州，当时安海港是泉州的重要支港，水陆交通繁忙，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绍兴八年僧祖派开始筑石桥未就。令衿知泉州续成之。这就是“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海安平桥。这座长桥的建成，对宋元泉州港的繁荣和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其工程的宏伟也显示泉州经济实力和科技文化水平。

淳熙中，赵必愿知泉州，罢白土课、免差吏、榷铁，在各县施行义务劳动。秋季大旱发仓赈救；尤留意军事防御设施。

必愿的这些善政对促进泉州的瓷业和冶铸业的发展及社会安定有重大意义。

嘉定间，赵崇度知泉州兼提举市舶，与郡守真德秀同心铲洗前弊，罢和买，禁重征，翌年蕃舶增至者三倍。

赵汝适为市舶提举，亲访诸蕃风物人情，著《诸蕃志》，是泉州对外贸易的重要资料，为中外史学界所重视。

其他如赵子潚为政精明，赵汝腾清廉多善政；旁系如赵思诚、赵鼎，有的勤劳政事，有的高风亮节，在泉州留下良好的印象。

当然，几百几千个宗子在泉州，出现几条蛀虫、恶吏也是不足为怪的，只能是瑕不掩瑜。

赵不熄，商恭靖王裔孙，少师永嘉郡王赵师程子。嘉定间任泉州市舶司提举。六年先因臣僚言其多抽蕃舶，抄籍诬告，得旨降两官放罢，不久，给事中泉州人曾从龙再上疏请再降职，永不得与监司、郡守差遣。

这件事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泉州当时地方绅士或在朝官员，有能力制止横行不法的官吏，哪怕是皇族，南外宗正司也有严格的训条，知宗正事者也大都为老成持正之人，所以没有见过祖护宗子为恶的事例。

四、南外宗对泉州文化的影响

泉州文化教育的发展，从唐大历开始，发展迅速，北宋已经在政坛文坛科技等方面风靡全国，但到了南宋，这几方面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南外宗的影响不可低估。

在教育方面，两宋泉州进士1400多名，是历代最多的。其中南宋占800多名，南外宗人占129名。南外宗人数，从几百人增长到三千多人，登进士者竟然几乎占宗子人口的十分之一，其重视教育和读书的风气可以想见。南外宗设置宗学、教育宗子，请当时一些名贤硕儒为教授，如傅伯成、陈俊卿等都是著名大臣，对泉州有重大影响。

泉州府学的规模系南宋定型的。文庙府学规模系福建最大者。除州学、县学外还有书院、义学。“及至十室之间，必有书舍，诵读之声相闻”。状元宰相继踵相连，勋业卓著。

在文化方面，泉州的戏曲、音乐、武术等都和南外宗入泉有关。

南外宗迁至泉州，从临安、温州下来，随带家班形成以后的大梨园、小梨园。这些戏班因年龄大了而散棚，有的重组后在地方演出，与北方杂剧、伎艺混合而发展为地方戏种。据统计，自建炎至景炎元年(1127~1276年)约一百五十年间，皇家“七子班”大约有十五班散棚和重组。这些就是称为“小梨园”的。大梨园有“上路”“下南”之分，和南外宗自福建以上的地区带来的戏种为区别。

南音被称为“东方古乐”。不论它起于晋唐或五代，它是随着南外宗人的大量迁入，作为艺术享受而发展和形成的一种演唱艺术而为人们所喜爱。

武术文化方面。泉州武术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太祖拳，即以宋太祖的秘传拳谱为师承，其他大都为派生。南外宗人中不乏武术精功者，对泉州原有少林武术起过匡正、提高的作用，所以泉州的少林武术被称为南少林，“东禅少林寺”也习惯称呼为“南少林寺”。

至于宋代泉州出现许多宏伟的工程，这就不作为南外宗的直接影响，不多作记述。

在礼仪风俗方面。由于皇族生活讲究堂皇、气派，往来讲究礼仪，这些方面都对泉州产生很大的影响。如大厅陈设的长案桌、八仙桌、太师椅等；大门：官家府第三门直进，上下厅的门屏可以撤、拼；婚丧喜庆繁文缛节、往来繁琐等等。只要注意泉州尚在的旧礼仪就可以追溯到晋以前，但南宋宗室住泉州的时间长，人数多，人士往来频繁，这就必然地造成时代的影响和变化。

泉州地区其他姓氏宗族也因为南外宗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蒲寿庚降元，残酷屠杀南外宗宗子三千余人，曾为宋皇室的名宦望族也受株连，如曾、傅、陈、蔡等姓。记述这些事迹，可以让人们理解，为什么一些望族，连府第居里都已湮没。

如傅府山，从傅察夫人——清源郡夫人带自强、自得、自修三子来泉，五代名宦相传，后竟然无人迹可寻。

据李光缙《实斋傅公暨配贞懿孺人胡氏墓志铭》载：“我魏国公献简、忠肃、文敏诸公，文章节义弁冕宋臣，脍炙史册。蒲氏之变，族几灭，一线幸存，瓜瓞至今。”墓志铭揭示了宋末的这场浩劫，其原因就豁然明白。

曾氏族谱也记载被杀害的经过。

在泉州各县，还有人民群众组织抗元而被屠杀的。

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元兵入福建，永春蓬壶陈遇龙，东园的蔡芳，举族参加抗元，失败后，陈姓几乎灭族，蔡氏改姓吴。泉州录事参军留天禄，举家逃回祖籍永春留安，改姓刘。

晋江磁灶有陈、吴等姓组织抗元斗争，失败后，为首者吴姓举家逃离免遭杀戮，陈姓以其非主谋未逃而惨遭杀害。故后来吴姓多而陈姓少这些现象也可供采风、稽古者录用。

人民群众对宋皇室的态度也是衡量宋室与人民的关系。尽管对宋代有积弱、偷安、腐败之说，但应肯定有其辉煌的阶段，也出现过经济、文化繁荣，故其虽失败和覆亡，也引起人民群众的怀恋，更何况是异族入侵，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转化，人民群众抗击异族入侵，就更寄情于汉民族的统治者，这是总的感情的基础。

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通过基层的直接联系，所以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的好恶，往往与其对基层统治的好恶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泉州人民群众对宋皇室的感情，可以感知南外宗给予泉州人民的印象。

泉州流传许多宋代君臣的故事，如蔡襄造桥，梁克家入相，诸葛廷瑞使金，曾从龙更名等等，即使对已经逃亡的末代小孩皇帝，人民群众也创造了许多同情和怀念的故事，如妙云亭、御赐桥、思母山、呼水格等等。这些留在民间的故事传说，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南外宗在泉州，做好事是主流，对泉州宋代辉煌的成就起过积极的作用。

(1993年)

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傅金星文史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