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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小时候的回忆哪家味道好 百年前甘肃西餐

人气:294 ℃/2023-12-21 06: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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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个饭局说起吧,时间是103年之前的新春佳节,即1919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二。

寓居兰州的浙江苍南人林竞在这一天出席了两个饭局——而且全是西餐。林竞(1894—1962年),民国初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参与讨袁、护国等重大事件;1918至1919年期间,两度赴察哈尔、绥远、甘肃、新疆等西北省份考察实业。按道理讲,作为见过大世面的社会名流,林竞对于西式餐饮并不陌生。但在其所著《西北丛编》第三卷(日记卷)相关记载中,却对这两次西式饭局印象深刻并颇有惊讶之感。

第一个饭局是午餐,由林竞对口接待单位省实业厅出面,算是公务宴请。据其日记载:“午十一时,实业厅司徒君招饮,筵为西式……闻兰州近来此风颇盛。”下午2时方散席归寓,这顿饭吃了足足3个钟头,可见是按照全套西餐礼仪和程序进行。林氏可能还没完全消化午餐,又应甘肃督军之邀赴晚宴。“席设督署节园,亦西餐。”督署节园为旧时肃王府后花园(即今省政府所在地)。觥筹交错之余,林氏也听到不少猛料,比如兰州当地西餐所用材料“多自京津用邮政寄来”;西餐当然少不了洋酒助兴,其消耗量在兰州本地亦颇为惊人,“闻兰州一隅,香槟酒一项,岁入四十余万元”;等等。林氏耳闻目睹民国初年西北地区民生凋敝,此时虽然与一众饱食民脂民膏的军阀和官僚虚与委蛇,但并不影响其回寓后在日记中重重写下“奢哉!”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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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至此,掩卷叹息之余,同时也想到另一个问题:民国初年,兰州餐饮界已经能够承接并提供具有一定档次的西餐服务;虽然西餐所需食材可以从外埠大城市不远千里运兰(在当年没有铁路、航空运输尚未开通、基本依赖陆地运输的情况下,的确奢侈之极),但西餐厨子及侍者从何而来?笔者目前尚未发现相关直接史料,但并不妨碍从其他来源加以推测。

清末新政在甘肃发轫后,甘肃农工商矿总局、兰州织呢局及兰州黄河铁桥承包方德国泰来洋行等机构,先后聘用了美国、英国、比利时等国工程技术人员赴兰从事采矿、冶铜、机器维修、造桥等工作,有的还携带家眷赴任,聘期多以年计。他们及家人在兰期间的伙食问题如何解决,正史多无记载。但从现存的清末档案资料来看,地方当局给予这些所谓洋匠的工资待遇还是比较优厚,有的人还能享受提成或花红之类的额外收入。笔者推测部分经济条件足够宽裕的所谓洋匠有可能从开埠较早的大城市聘用西餐厨师赴兰随任,另一种可能性则是部分所谓洋匠及家眷采购食材后,或自己动手、或雇佣本地厨师指导其制作西餐。日久天长,为兰州本地留下或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能够制作西餐的从业人员,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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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以后,兰州虽然地处偏远,但西餐食材已逐渐成为坊间常见之物。民国时期学者陈万里著《西行日记》曾记载了1925年4月时的兰州部分商品物价,其中就包括若干西餐食材,如罐头水果售价银五钱,鹰牌牛奶售价银六钱,三星斧头牌白兰地酒(即轩尼诗V.S 干邑白兰地,系出名门,民国时期由上海法商龙东公司经销)售价银五元,据称此品牌洋酒亦曾卖出过十二元高价。

民国时期的三星斧头牌白兰地广告

而在同一时期的外国人游记中,对于甘肃不同地区的西餐体验亦有着颇为生动的描述,兹以美国人华尔纳著《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1926年英文版、2001年中文版)一书为例,略述几事:

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考察队1923年10月第一次途经兰州时,虽仅仅停留了四天,但却让考察队成员难得的享用了两次西餐款待。据华尔纳回忆,中国内地传教团团长热情邀请考察队成员聚餐,出席聚餐的有苏格兰人、澳大利亚人和英美烟草公司驻甘肃代表,还有芬兰皮货商和白俄侨民,比利时传教士拉着小提琴奏起了悠扬的小夜曲,“并且取来纯正的紫葡萄酒来温暖我们的心,使我们倍感亲切。”据这些旅居兰州的欧美人士所言,他们几乎每天都举行这样的西餐聚会。此外,法国籍的甘肃省邮务长亦为考察队安排了一场西餐宴会为其接风洗尘。

华尔纳考察队在甘肃境内往返途中,还曾在平凉、武威等地受到过西方传教士的西餐款待。1923年9月,华尔纳一行在考察完泾川西王母宫石窟,准备翻越六盘山之前,当地的瑞典传教士夫妇曾招待他们吃了一顿据称“很久没有品尝到的美味佳肴”。餐厅墙壁上悬挂着瑞典国王和王后的肖像,为了欢迎美国考察队,还特地挂上了林肯和罗斯福总统的肖像,营造出一种回到家乡的用餐氛围。华尔纳在回忆录中用了一连串惊叹号表达对于这顿西餐食谱的热爱及在亚洲腹地享用正宗西餐的惊喜之情:“我们在这儿喝到了纯正的牛奶!我们一连喝了十二杯!还有葡萄干和面包!我们把盐撒在新鲜的黄油上,还饱餐了一大块加上了糖霜混合的刚从烤箱里烘烤出来的浅褐色的饼!我真后悔我没有多吃一些那种呈琥珀色的苹果冻,它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1924年春,华尔纳一行返程途中停留凉州,伯切尔牧师夫妇热情招待了他们,并且在他们启程时为其准备了果酱、新鲜面包及放好了调料的碎肉。

而在春寒料峭中的兰州,华尔纳一行返程途中再次与1923年秋天聚餐时的欧美朋友们相逢,并结识了新上任的外籍甘肃省邮务长,邮务长同样为其举办了宴会,华尔纳在回忆录中认为,这是旅途中最令他满意的一次西餐宴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西餐宴会的来宾中,还有当时正在甘肃青海一带考察的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博士;作为餐后消遣,华尔纳应邀前往安特生在兰州的冬季住所,在一所很大的宅院里,一面啜饮着杜松子酒,一面欣赏安特生发掘和收藏的彩陶与化石,仿佛置身于西方上流社会的艺术沙龙,也为他的甘肃西餐体验之旅画上了耐人寻味抑或具有讽刺意味的句号——笔者揣测,华尔纳当时恐怕不好意思礼尚往来,也向安特生展示自己此次考察过程中从莫高窟盗取的壁画及通过贿赂王道士获取的唐代菩萨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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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甘肃特别是兰州的战略地位骤然上升。一方面,甘肃是抗战前期苏联援华物资的主要运输通道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的重要基地;另一方面,抗战时期的兰州多有外交机构驻扎并接待了众多盟国政要。相关的西餐伙食保障与服务工作也日益得到重视和发展。

据傅庆增著《抗战时期安西空军四十五站和陆军招待所始末》与冯肇虞著《对甘新公路修建和苏联援华物资运输情况的回顾》两文记载,当年甘新公路沿线各县均设有招待所,多利用旧庙宇改造而成,运输援华物资的苏军车队官兵下榻于此,其主食为面包和大饼,副食多为炸鸡蛋、炸羊肉饼和土豆汤。1937至1942年期间的安西机场驻扎有空军招待所,招待所内设西餐部,有管理员和厨师四人,杂役七八人;为适应欧洲人饮食习惯和保存西餐食材、制作西餐食品,西餐部专门修建了冰窖和面包炉。苏联邮政飞机还定期为驻安西机场的苏军地勤保障人员运送通心面、黄油等食材。与此同时,设在北大桥龙王庙内的安西陆军招待所也编制有西餐厨师,均系自上海、武汉等地招聘而来,专门保障苏联援华车队人员往返伙食。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在兰州设立外交代表处、军事代表处、空军招待所等机构,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亦在兰州开设办事机构并派驻外交官。据当事者回忆,当年驻扎兰州市内的苏联机构,聘请中国厨师自办伙食,所需红茶、黄油、饼干、糖等食材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均由苏联国内运来,苏德战争爆发后则在兰州就地采购。

抗战时期的兰州,人员流动频繁,常住人口增加,外事接待任务较多,内迁餐饮业商家和新建食品企业随之增多,西餐及相关产业因此获得一定发展。据《兰州市产业初步调查》(原载《甘肃贸易》1943年第5—6期合刊)一文,1943年时的兰州已有西餐馆五家。据《兰州市志》载,抗战前兰州市场上的果子露、汽水等西式冷饮主要从上海、武汉、北平等大城市外购;1940年,厂址在邓家巷29号的泰华工厂开始生产饮料,随后,新丰工业社、永丰化学工业社等小企业亦自行生产销售果子露、葡萄露、木瓜酒、橘子酒等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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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兰州西北大厦广告

1943年,中国旅行社在兰州西北新村兴建西北大厦。据《兰州市志•建筑业志》载,西北大厦由李惠伯设计,上海陶馥记营造厂承建,1944年建成,地址在左公西路23号(今白银路);砖木结构.高2层,门厅3层。装饰豪华、设施完善,有客房50余间和可容纳500余人同时就餐兼集会的礼堂,还有活动舞台及会议场所,是兰州当时接待中外宾客的高级宾馆。1944年,西北大厦迎来了两位重量级盟国政要,一位是时任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他于6月20日飞抵兰州,次日飞往重庆;6月30日返程又抵兰州,停留至7月7日飞离;往返停留兰州期间均下榻西北大厦,据当事人回忆,华莱士对起居饮食等接待工作“甚为满意”。另一位是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西北大厦承担的两次重要外事接待,可谓金城西餐业的高光时刻。另据《甘肃省志•气象志》载,魏德迈赴兰考察后不久,美军即在西北大厦附近开设代号为116的气象观测站,除每天四次地面观测外,同时开展高空无线电探空等工作,驻兰美军伙食亦由西北大厦负责保障。据时任国民政府驻兰外交特派员的凌其翰回忆,1944年圣诞节和1945年春节,甘肃地方当局和美军还在西北大厦先后举办西式欢迎宴会和答谢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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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随着大量工商企业回迁原籍和人口流失,兰州的西餐业随之衰落。据《兰州市志》载,1947年统计数据显示,兰州仅余凯士林饭店一家专门的西餐馆,位于励志路35号(今通渭路)。与此同时,西北大厦的西餐业务亦继续存在。《和平日报》兰州分社1947年编辑出版的《新兰州》一书中,曾刊登有西北大厦和凯士林饭店的广告,且不约而同都使用了“唯一”字样吸引眼球。西北大厦的广告词是:西北唯一高尚旅舍;设备完善交通适中;中西餐点精美可口。凯士林饭店的广告词是:兰市唯一的食府;中西大菜节约便席;经济小吃西餐早点;高尚雅座优良招待;喜寿蛋糕宴会茶点。凯士林饭店的广告还特别注明,该店特备结婚礼堂和礼服,承办西式婚礼,倒也与其专业西餐店的定位相匹配。

民国时期兰州凯士林西餐馆广告

除了西餐业外,西式糕点业亦曾在抗战胜利后的兰州一枝独秀。据《振兴老字号 开创新纪元》(原载2006年8月23日《甘肃日报》)一文介绍,浙江萧山人高鹤年1937年创办于西安的“天生园”,于1945年迁兰,地址在中华路176号(今张掖路),采取前店后厂经营模式,主要生产销售西式饼干、面包、糕点及酱油、酱菜等。当时的天生园是兰州唯一制作销售西式花点和奶油裱花蛋糕的商家。

抚今追昔,凯士林饭店、西北大厦等民国时期在兰西餐业者,随着时代变迁,或已不存、或辗转合并难以考证;传教士和外国侨民们的聚会与自制的西餐早已成为历史长河中的浪花。目前也只有“天生园”这一多少能与西餐业挂上关系的老字号仍然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出现在今天兰州人的日常生活中。

来源:奔流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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