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版画才是好的版画作品？--张怀江版画艺术之境

苦力（版画） 13×17.5厘米 1947年 张怀江

隋刹国清寺（版画） 19×19厘米 1980年 张怀江

韩琳 倪融阳

“铜锤击柄、刀锋凿木，回响坚定而浑厚，这是我们家人耳熟能详的动静，尤其是在父亲步入晚年后。”张怀江的儿子张远帆回忆说。日前，宁波美术馆展出馆藏张怀江版画作品140幅，创作时间几乎跨越其毕生艺术生涯。展览命名为“凿黑觅白”，是对张怀江木刻行为与苦求艺术和真理生涯的相似性的最好形容——“刀锋对面，是他终生与之抗争的命运和人生困苦；刀锋过处，则是追寻光明的坚定轨迹和耀眼的思想光斑。”

张怀江（1922—1989），浙江乐清人。生前为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理事，我国当代著名版画家、美术教育家。其历时半个世纪的木刻生涯，起于1938年的《保卫祖国》，讫于《余响——又逢“五四”有感》中“救救孩子”的呼声。激荡年代赋予他的创作时间并不多，但对黑白木刻艺术的不倦苛求，对民族、对故土山川的挚爱，都饱满地倾注在了他手下每一道刻凿的痕迹之中。

其创作历程，按照各时期不同的风格，可以粗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是习仿阶段（1938—1949）。其早期作品主要学习国外木刻家珂勒惠支等人手法。彼时作品风格粗犷，行刀力度强劲、硬朗，如《苦力》、《黑屋插图》等，坚实的力度之上，透露着古拙、朴素之感。张怀江进入游击区后，受延安木刻的影响，作品一扫明暗影调因素，渐具朴茂清朗风格，如《游击战士学文化》、《捉住反动派》、《一切缴获要归公》等，体现出了对人物内在性格气质的重视及生活情趣的表达。

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启了第二阶段（1950—1957）的创作。此时的作品，一度借鉴苏联多调子木刻经验，后顺应“民族化”学术潮流，转而汲取国画用笔和金石碑刻精髓。如《鲁迅与方志敏》、《农村妇女》和《拉上斜坡》等，极具刀木韵味，体现了较强的写实性。这一阶段的作品，不仅数量众多，且题材丰富，形成了“融合诸家所长、汲取民族风范、独具个人面貌”的成熟样式。

第三阶段（1957—1979），张怀江先是于1957年被划成右派接受“思想改造”，后又在“文革”期间受到批判审查，20余年中，他曾一度不得公开发表作品。即使如此，张怀江亦未曾弃笔封刀。也正是这一阶段的闭门静修，使得其有更多时间进行多向思考，探索木刻艺术的规律，并付诸实践。此时作品技法多变，如《江南水镇》之单纯线刻、《话丰年》之黑白影调装饰、《渔歌十二唱》之清丽精美、《长明灯》之浑厚粗犷等等，呈现的是即将迸发出来的，在题材、技法和风格各方面相互辉映的局面。这一阶段作品数量虽然不多，却是他艺术创作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为其后创作高潮的到来，做了必要的铺垫。

张怀江木刻成就最高的作品，应当出自晚期（1977—1989）。这一阶段承上一时期的思索与实践经验，主要代表作品有《支柱》、《战令》、《缘溪行》、《阳光下的系列》以及《狂人日记》组画等。此时创作达到其木刻艺术生涯的巅峰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技法，用刀奔放老辣，最是能显示其苛求的刀木“拙、辣、方”之味；二是结构，造型简约精炼、黑白对比强烈，反映的是其版画“黑白”的追求；三是内容，贴近生活、富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是其版画“尚实”“江南”主调的生动表征；四是境界，注入对人性、人生和社会的深沉思索，富于哲理性，有力践行了“以简言见深思，以自己的艺术偏爱去人化自然、刀传心声，去揭示生活的美”的艺术主张。

张怀江的木刻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获奖。中国美术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宁波等地美术馆，以及日本东京众美馆、日本冈谷市考古美术馆等均有收藏。作为重要藏品的一部分，宁波美术馆不仅仅收藏、保护、研究张怀江的作品，更有向公众展示之责。此次展览，对公众而言，无疑是再次感受张怀江“黑白”版画作品和人格魅力，研究与学习其木刻艺术的一次可贵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