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王安石欧阳修韩愈：韩愈，白居易王安石

年逾天命之后，眼花与近视并存，配了多次眼镜皆不如意，遂出门必带两副，一副走路远观用、一副近前视物用。倘盛夏时，则再须一副近视墨镜随身。

电器普及的时代，人们对视力的保护往往比较疏忽，尤其对于青少年的波及，使得患近视眼的比例有所递增。或有人以为，古时没有声光电方面的科技，情况会否好一些呢？倒也未必，有句话叫“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大概是造成古人眼疾的主因。因为用作照明的“灯火”，燃料基本是桐油，其散发的烟气对眼部有损害；还有一种动物油脂亦可充燃料，成本虽低，却更损目力。至于“凿壁偷光”之类的苦读场景，当然可充励志的事例，却分明伤了读书人的眼睛。历稽古代一些名士或学人，如左丘明、杜钦、郑玄、左思、韩愈、孟郊、刘禹锡、白居易、杨万里、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陆游、祝枝山等，皆患有不同程度的眼疾。

此处试举唐宋二例：唐时，写过眼疾一类诗文的不乏其人，特别是白居易，竟有百首之多。他在《眼暗》中叹道：“早年勤卷看书苦，晚岁悲伤出泪多。眼损不知都自取，病成方悟疾如何？”照明条件差，仍苦读不辍，这大概就是当年学子们所处的现实。加之情志不畅、子女夭亡等精神打击，白居易的眼疾便愈发严重：“散乱空中千片雪，蒙笼物上一重纱。纵逢晴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很明显，白居易得的是白内障。

北宋苏轼有不少抱怨目赤翳障的诗文，多写于贬谪期间。碍于窘迫的经济状况，他无力购买质量较高的灯烛用油，故常在照明条件较差的环境中写字作诗，视物渐而模糊。苏轼所患的目赤，又称火眼，系患者受风热细菌感染，眼睛红赤肿痛的一种症状。后人在研究他当时的书法时，发现团块黏连、布白堵塞、不合笔意的现象时有发生。患了这样的眼疾，对于书写者而言，顺畅流利的书艺表达几无可能。所以在收到友人馈赠的精美书品时，苏轼不是先夸字好，而是先赞对方的视力好，想必心中也是充满了羡慕和沮丧。元丰八年，眼医王彦若以“金针”法为苏轼拔翳成功，他立即用诗文表达了重获光明的喜悦，而且在书法上也立竿见影，不仅能书小字，布白也很周详。遗憾的是古代的白内障手术没有人工晶体植入，也没有现代眼科矫正近视的技术，所以几年后苏轼便眼疾复发。从目前流传下来的苏书便可看出，“手术”前后的字还是有所不同的，比如书于元祐二年的《祭黄畿道文》（手术后）和书于元祐八年的《太白仙诗卷》（复发后）便存较大差池，前者黏连、堵塞少了，清晰、空隙多了；后者又故态复萌，和术前的《寒食帖》风格类同。当然后人品评苏轼书法时，常有“尚意不尚法”之说，似不可忽略眼疾这一节。

南宋诗人叶梦得曾说：“（文人学者）平生用力常数倍于他人，安得不敝？”此话用在清乾嘉考据学派身上，则愈显贴切。这批学者矻矻治学，必先详考甄辨、无征不信，十分注重微观研究，如学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所说：“欲读史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所以在深研典籍的过程中，用眼过度，是这批考据学者的共同特点。比如，《清史稿》提到顾炎武“目生双瞳，中白边黑”，亦有人说他幼患痘症，右目为眇。乾嘉皖派宗师戴震，观书几与面磨，入四库馆任编撰时，不能不借助西洋的近视镜。吴县经学家余萧客博览群书，日不足，复继之以夜，竟至目力亏损，不见一物，后虽治愈，也仅能读大字本。江苏元和学者江筠，精于《三礼》《三传》之学，晚年失明，时人称为“盲先生”。吴派学者、官员王鸣盛，68岁时左眼瞽，右眼仅可辨光。还有史学大家、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晚年贫病交迫，双目失明。一代儒宗钱大昕，40岁即双目昏昏，50岁后散光严重，几步之内，不辨人物。晚年见客必有人引导，才不致认错。他吃饭时，必从人箸匕，方能入口。却唯独对于读书，犹怀不舍之情，每从灯下贴面辨字。

如果稍作小结，古之后天得眼疾者皆与读书二字有关。清神韵诗派创始人王士禛虽官至刑部尚书，仍手不释卷：“自甲申归田六年矣，目力益昏，始悔少壮之过用其力。然老矣，终亦不能废书也。”这便是令人钦仰的史上的读书人，正是他们读书时的一烛幽明，洒播四处，好似点点灯火，才汇聚成中华文化的一脉星河。（喻军）